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广播学院获得了新生。广大教师多年来被压抑的教学科研的积极性随着思想的解放空前地迸发出来。在院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有众多像温济泽、周新武、杨兆麟、齐越等“老广播”热心的指导、帮助，我过去外围买球app下载广播历史调查研究工作的设想一个个地成为现实：组织并参加了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旧址考察，广泛地征集了解放区广播回忆录、查阅了民国时期的广播历史档案、编印了多种广播历史书刊、出版了《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特别使我兴奋和激动的是，我们通过实地考察、访问“老广播”并核查当年的报刊档案后，提出的更改中国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的建议，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使中国人民广播的创建纪念日从１９４５年９月５日追溯到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０日。这不仅丰富和充实了解放区广播史的内容，而且为弘扬延安广播的光荣传统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广播学院的招生、教学、科研、职称评聘等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轨。首先是一批“老助教”定职为讲师，又过了几年，新闻系也陆续有了副教授、教授。１９８８年我晋升为教授时，已经５２岁了，这在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和现在三十多岁的优秀青年教师即可晋升教授，简直不可同日而语。１９７９年，我和王珏老师在广播学院首次招收研究生。１９８１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二十多年来追求的目标。１９８３年起我走上新闻系领导岗位，１９８９年３月开始担任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直到去年２月，从学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花甲之年又回到新闻系，专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回首这二十年，从我个人的经历中，切身体会到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再也不是一句空话。在十多年行政、教学“双肩挑”的岗位上，我感到有做不完的工作，总想着尽可能地多干点、干好点，不辜负党和学校对我的期望。回首往事，对比前后两个二十年，使我感慨万千，应当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晚年壮志，奋斗不已，迎接２１世纪的到来。
笔者：对于您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方汉奇教授曾在序中评价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记述１９２３－１９４９年间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专著”，“填补了中国广播史研究的空白，丰富了中国新闻史的内容”。您能不能谈一下撰写这本书的缘由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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