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责任体系的系统再造
在媒介与社会加速一体同构的进程中，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边界正在进一步模糊，虚实社会同构将成为全媒体时代的社会形态。在这一新社会形态下，高速移动互联网是新型传输基础设施，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是新的内容生产力。不断智能化的全媒体环境正在以强大的算力和复杂的算法主导着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然而，缺乏系统管制、责任主体缺失的算法往往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一味讨好用户，在不断生产和推荐同质化内容的同时塑造着用户对于平台的高度依赖关系，让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个体都深陷在过滤泡和回声室里。除此之外，算法霸权使得人的因素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变得愈加渺小。自动化虽然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生产力，但也异化了人机关系，使得人的主体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互联网是人类社会作茧自缚吗？这一伦理的追问正在驱动着对责任和规制问题的系统性思考。目前，全球社会正处在一个传播伦理危机和重构的历史转折点上，也正在经历信息传播向价值传播的重大转型。
这一新社会形态和大转型呼吁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既要传承现实社会中的家国情怀和媒体责任，以坚强的政治定力和优秀的传播能力，在虚假信息、文化偏见、政治抹黑和极端情绪影响网络舆论主阵地的当下，引领夯实主旋律，积极维护国家形象和国际信息传播的良性秩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和可信的传播平台；同时，也要求国际传播人才持续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包括数据素养、算法素养和人机伦理等，以有效应对和主动把握虚实社会同构语境下，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全球性的数字伦理危机。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将2021年会议的主题确定为“社会关怀”（care），也是希望在剧烈变迁的媒介环境中，确保传播促进社会公正。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人才的社会责任体系的系统再造已经迫在眉睫，也成为虚实社会同构语境下的前沿性问题。因应新社会形态和传播大转型，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社会责任体系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专业精神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要高度重视如何在融合媒体和智能媒体的环境下弘扬从业者的专业精神，重组专业能力结构，重建从业者的专业权威，以确保被虚假信息和情绪聚集影响的社会大众能够重新回归到有正能量和有秩序的信息环境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要树立两种专业精神：第一，面对以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算法推荐内容为代表的信息获取平台的崛起，专业从业者应具备更优秀的事实甄别力和信息生产力，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确保信息有序的职业操守。人人媒体时代释放了大众传播的巨大潜力，算法成为智能媒体时代的第一生产力，但两者均不能替代职业传播者为主体的媒体机构的真相和权威生产机制。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而孪生的“信息疫情”（infodemic）危机恰恰正在呼吁真相的在场和专业权威的回归。只有接受过专业教育和严格培训的信息传播从业者或称“知识生产者”[13]，并与其他领域的专业工作者如公共卫生专家以及算法的生产者如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合作，才能共同成为信息秩序重建的支撑性力量。换句话说，让人控制算法，让算法传递正能量，让正面声音主导社会舆论是专业精神的核心内涵。第二，纵观历史，专业媒体人才本就具备优秀的多平台、多渠道和多终端的调整适应能力：如今在主要互联网平台上制作优质内容的人才和团队也大多来自传统专业媒体机构。这一事实表明，即便在众声喧哗和算法霸权的全媒体时代，专业媒体人才的专业能力仍然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只需要更好地认识新技术特征，更好地内化互联网思维，更迅速地调整应对策略，做好数字化、移动化和平台化转型，就可以推动主旋律主导算法，领衔守护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传播秩序。
（二）数据素养
虚实社会同构语境下，国际传播人才除了对传统专业能力的继承与发展，还需要持续提升以数据素养、算法素养和人机伦理等为核心要素的新技术素养水平。一个超越专业能力的数据素养概念理应成为国际传播人才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数据素养指的是对大数据和云计算作为社会信息系统新基础设施的高度认知和应用能力。数据化确实可以解决人类社会转型的诸多理性和感性问题，在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也发挥了重要的监测、预警和服务功能，更极大地驱动着媒体融合的进程和舆论环境的转变。然而，大数据本身并非无所不能。如果没有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也会产生类似侵犯隐私等社会伦理问题。传播人才需要识别和理解大数据发展的阶段性，更懂得数据化的长处和短处，以更好地指导自身基于数据的信息传播工作。除此之外，算法正在以其空前的生产力驱动着人类信息传播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但算法本身并非十全十美，既有对人的主体性的驱离，从而进一步加剧人的异化，也有偏见性或者倾向性的内容生产，在增加用户黏性的同时消解了公共讨论空间。国际传播人才的算法素养要求深刻认识到上述问题，并尝试着进行干预，合适匹配人力和算法，在发挥算法生产力优势的同时，避免产生伦理危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赛博格”时代的到来，人与机器的边界亦变得愈加模糊。更好地借助智能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第一准则，但也要提升对人的主体性的清醒认识，从而在科技向善的前提下实现人机合力。未来的国际传播人才既要从政策层面积极推动相关规制体系的建立，也要从实践层面践行对人的主体性的声张，避免成为算法的奴隶。
（三）家国情怀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政策指引下，国际传播人才还应具备深厚的家国情怀。中国的崛起既是对新式全球化的重要驱动，也是自身发展动力和文化传承使然。作为专业的信息传播者和具备高水平数字素养的全媒体人才，国际传播人才要深刻认识到，包括媒体融合在内的一系列变革都是达成上述历史宏愿的重要手段。全媒体建设和智能媒体发展本身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参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重建中来。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人才所承担的是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责任。因此，既要超越单一的专业和行业身份，将自身定位在国家发展政策的大版图中，也要立足家国情怀这一民族文化之根和时代发展之魂，与国家共振、与人民共情，不忘初心。如此，全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才能真正扮演起历史赋予的关键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