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平台才能掌控舆论和服务人民，才能创造各种可能。平台不仅是一个全面互联的隐喻，一个媒体组织的增量，也不完全是垄断了注意力资源和流量经济的商业互联网公司，而是一种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和基层治理的以公共性为核心特征的数字基础设施。在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的目标——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和新型主流媒体，也可以理解为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全媒体的新内涵
在5G时代到来之际，这一理念转型尤为紧迫和重要。不仅是为了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在服务人民的前提下引导人民，在重塑传播力的同时夯实公信力和影响力，掌控舆论阵地和正能量宣传，即用技术手段创新走好“群众路线”，而且是为了避免政策观望或规制真空使得商业互联网公司继续跑马圈地，让“赢者通吃”的平台化逻辑继续主导未来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商业基因构成的互联网平台往往在收割流量和聚集用户的过程中，突破市场增长和伦理规范的边界，从而不得不诉诸公共性和公权力来重新配置资源（比如数据）和进行合法性重建。在这个意义上，商业出身的互联网平台并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公共服务的天然承载者，这个迷思需要被打破。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商业互联网平台确实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主要基础设施，广泛服务乃至构成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前提下，如何通过媒体融合，改变传统媒体工业化的内容供给和信息服务方式，改变对商业互联网平台的神话式崇拜和系统性依赖，加快转型步伐，从而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充满流动性的平台社会，应成为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要义。换句话说，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基于公共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在技术能力上应与商业互联网平台相匹敌，但在经济利益考量上要转换商业模式和评价标准，在政治立场站位上要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基础设施转向：媒体研究的新路径
理解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简要梳理当下跨学科媒体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e turn）。不管是传统媒体研究者、互联网研究者还是文化产业学者，都在一个新的理论前提下开展学术讨论，那就是媒体自身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在很多学者看来，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也是社会的平台化过程，更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全面“嵌入”或“锁定”在垄断性的平台公司的过程。具体的研究路径包括：第一，经济学认为，平台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是对传统工业化生产的革新，以多边性和权变性为主要特征。第二，软件研究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角度，把“计算基础设施”的概念推向前台，认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生成和变化逻辑便是“计算”无时无处不在，即“算法逻辑中心”，这也就决定了这一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的最大不同，即数字基础设施不是建好后就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计算的需要随时发生着变化和自我重新匹配。第三，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批判，目标是塑造数字基础设施的平台公司。简而言之，数字基础设施是新的基础设施形态，以权变性为主要特征，以对社会领域的全面嵌入为目的，但也因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性占有，存在着巨大的经济隐患和伦理风险。
媒体融合：建设怎样的数字基础设施
对当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媒体融合而言，认识到数字基础设施的新现实和商业互联网平台公司的技术和产业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媒体应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以及如何与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各个平台公司进行竞争和合作，以及更重要的，是否以及如何搭建另类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
首先，从合作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平台掌控渠道效应的不断扩大，媒体作为内容生产者的角色的重要性则不断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平台的内容“补偿器”。然而，2016年以来，随着后真相和假新闻成为欧美社交媒体驱动的信息环境的裂变性特征，人们逐渐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平台企业虽然史无前例地匹配了信息和社交的需求和供给，但其内含的技术和商业逻辑也逐渐侵蚀了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秩序和民主正常组织的基本原则。在这个背景下，平台企业必然会反向融合传统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信源权威来重塑平台自身的信息可信度，从而在内推流量经济模式的同时外显出平台的公共性。平台的裂缝已经展开，传统媒体适时介入，未来一段时间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将统筹发展，而不是一方移民或融合另一方。
其次，从竞争的角度而言，传统媒体至少可以依托两方面力量建设另类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第一，依托政府统一的政策设计，将政务服务以及相关的公共服务纳入新建立的融媒体平台，做到政务服务的垄断性和公共服务的权威性，让新的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各级政府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支点之一。第二，人民群众在被商业平台转换为可计算的“用户”的过程中，虽然被满足了各种消费需求，获得更大的满足和方便，但也陷入了以用户黏性为核心商业逻辑的信息茧房，以及不断出现的伦理危机之中。深切的绑定感，以及平台越用越恐慌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症候。那么，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在另类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体性，动员他们参与讨论、参与建设、参与修改，设计更加符合不同社会群体的平台算法，而不是尽量多地压榨多种类型的劳动时间，应该成为另类数字基础设施的主导性逻辑。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与商业平台算法的“黑箱”本质不同，更具公共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应该让“算法”公开，并将其放置在广泛的公众讨论中，不断被更新和修改。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编辑：尚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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