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个别持有冷战思维的西方官员、学者和媒体感到紧张和焦虑。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创造了“锐实力”这一概念,将中国在世界上开展的互利建设与交流合作活动作为攻击对象,企图以此类概念炒作和黑化中国的国家形象,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势头的目的。
面对中国近些年来的迅速发展和壮大,西方国家抛出了一个新词“锐实力”,以此来定义和形容中国在对外传播和人文交流活动上的所有努力和付出。“锐实力”与“软实力”和“硬实力”不同,听起来就很刺耳,意指中国为提升国际影响力所呈现的一切行为,都是受中国政府控制的、都是有目的地进行文化与价值观渗透。西方个别国家的个别机构中的个别人,将中国定义为“威权主义”国家。他们认为,这种“锐实力”穿透力强,违背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自由意志,
其实,这对任何熟悉中国国民性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中国人向来崇尚“和”文化,这与西方国家口中的所谓“威权主义”有着本质冲突。事实上,“锐实力”是西方国家给中国外交活动贴上的新标签,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中国编造新词了。冷战结束以来,从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再到“锐实力”,西方国家不断创造概念,在炒作和歪曲中国形象的道路上从未停歇,各种提法层出不穷。
“锐实力”并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追溯其起源,“锐实力”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于2017年12月5日发布的一份题为《锐实力:崛起的威权影响力》的报告中。该基金会自称是一家非盈利、非政府组织,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它其实是美国一家“国营单位”,由政府拨款维持运作,该机构还曾在冷战中负责意识形态斗争的工作。据日本《朝日新闻》2016年5月披露,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曾至少向103个反华团体提供过约9652万美元资金援助,曾支持过“藏独”、“疆独”等反华活动。该基金会在这份报告中声称,“锐实力”指的是传统“软实力”与贸易、网络攻击等强硬手段联姻的产物。这种做法既不像“硬实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也不像“软实力”那样展开魅力攻势,因此称之为“锐实力”。
紧随其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6年12月14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锐实力”如何在国外平息批评?》的文章,指出并强调中国的“锐实力”是一把“能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的利刃”。而该文章在阐释和污蔑中国的各种行为时,只用了“中国试图……”“中国要求谁做……”“中国似乎想要……”等模糊不清、毫无根据的词句,来揣度中国行为背后的含义,甚至用话语编造出他们想要的任何行为和想法,并不能准确交代出信息的来源。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其有意戴上“变色眼镜”对中国的行为横加指责,而拿不出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而这种无凭无据的言论竟然也能引来一些跟风者,这充分说明,这些机构非常乐于并善于诋毁中国,那些跟风者也习惯于在没有求证的情况下相信和接受诽谤中国的言论,妄图以此给中国发展带来困扰,从而消除其意识形态被弱化的忧虑。这篇文章还把中国对其他国家逐年上升的资金援助,作为中国“锐实力”扩张的论据,而事实上,这两者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中国向来崇尚“和”文化,中国在富起来强起来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同时,非常欢迎其他国家搭上中国迅速发展的快车和便车,中国也非常愿意在世界范围内承担大国的责任和义务。然而,“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文章的作者无法理解和认同中国式的思维和习惯,只愿意一味地用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来揣测其他国家的行为和做法。
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弊端不断显现,社会问题丛生。他们试图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以此来巩固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内部团结。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个别持有冷战思维的西方官员、学者和媒体感到紧张和焦虑。于是,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创造了“锐实力”这一概念,将中国在世界上开展的互利建设与交流合作活动作为攻击对象,企图以此类概念炒作和黑化中国的国家形象,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势头的目的。西方国家这种认为自己外交活动具有完全正当性、而赋予中国国际交往以有害内涵的双重标准,充分说明他们并不是想要对国际社会秩序表示担忧和关切,而是霸道地强制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标准,从而满足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国际规则的欲望和野心。
然而,令其意外的是,这一话语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传承了西方的“问题意识”,即“如何更好地维护西方霸权”,但应者寥寥。它并没有像其他概念一般迅速传播,并成为西方学界的学术话语。其主要原因是其无法在学理上成立,在逻辑上更无法自圆其说。
事实上,“锐实力”概念的提出,主要体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一方面,西方国家希望和需要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承担起大国责任、履行大国义务,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作出中国的努力和贡献。另一方面,部分国家中的个别机构,面对中国崛起感到极度不安和忧虑,他们担心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会给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带来威胁和挑战,更担心西方的文明框架和意识形态被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价值”所打破甚至所取代。这种心理表明,第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发展道路不了解,更不认同。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而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和谐共生和互利共赢,这意味着中国永远不会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西方国家肆意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也永远不会实现。这一概念也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制度和规则不够自信。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进一步加深,国际传播、国际治理秩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此类的概念会不断出现。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国家的这种担忧始发于冷战时期,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以“中国威胁论”若干个版本的方式呈现出来。西方国家应当明确,世界发展趋势不可逆,用话语炒作和抹黑其他国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并不能阻止和改变什么,我们希望西方国家能客观、冷静地对待其他国家的崛起和发展。西方某些国家若想保住其心目中的所谓“霸主地位”,更应当做的是丰富和优化自己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内涵,使之在世界舞台上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自身的主体性不断增强,与世界的关系也在不断调整。我们需要以更加自信的姿态面对各种不同的话语挑战。在对待此类话语和问题上,无论理论知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都要秉持高度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一方面,中国学者还要不断加强自身理论研究,提升我们的话语创造力,以我们的话语阐释我们的社会政治现实；另一方面,我们要更加客观、全面、立体地对外传播出中国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和认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让西方发出的“黑化中国”言论无法在国际公众心中生根发芽,力求减少和避免中国在为世界作贡献的同时落得吃力不讨好的下场。
我们应倡导与世界各国学术和政治精英以及全球媒体,展开自由、平等的对话。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迅速繁荣发展的今天,立足于本土问题,充分关照全球关切,不断提升理论自信,对全球哲学社会科学、文化与文明不断作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稳妥路径,我们再也不会像过去某些时候那样,对西方某些媒体发出的一点批评言论或担忧式的言论作出刺猬般应激式的反应,更不会做西方理论的跟屁虫,在搞不清其概念的本原意识问题的情况下落入他们话语的陷阱。
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也会听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杂音,然而我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应以更加自信和理性的姿态,广纳博收,在“伟大的斗争”中走向伟大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编辑：曹琬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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