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媒体人，社会进程中的信息力量”

教育，最后一个要攻克的堡垒

记者：当前的媒体人如何在这种移动互联、智能共享的时代下生存？

胡正荣：目前，很大一部分媒体人还没把自己放在大的社会变迁中看自己，没把自己当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程中的信息力量来看。媒体人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信息力量来看待，必须要关注大数据行动纲要，否则在信息化大数据里面根本没你的份。我个人觉得分两块：第一块，已经在媒体工作的人，要加快培训；媒体自身也要加快改革，以改革倒逼媒体人，其实体制创新了，人就会变。国际上有几个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做得还不错，BBC融合得很好。改革一是动奶酪，二是改变自己过去的生活习惯。BBC就是顶层设计好模式，接受改革方案的留下，不接受的可以直接走人，一方面让员工自己通过进修改变做法、改变工作模式、甚至改变自己的工作技能，另外一方面，把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流程设计好，员工到一个新的流程里面去就必须要按照新的流程工作，这就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结合。

还有一块，我们的传媒教育本身就得改。现在媒体需要全媒型人才、数据分析人才、整合营销人才。这就跟我们的教育矛盾了，学校培养出来的是单一型人才。大家到底怎么改，我的看法是：第一，教育理念就要换。教育模式、教育理念都不更新的话，就没法设计培养方案，因为教育理念决定课程体系、专业体系。第二，专业结构要更换。现在的专业是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在新媒体时代，完全可以按流程设专业，比如内容生产制作、数据研究、技术、市场等。第三，要改课程体系。专业改革后课程体系就要改革，基础课还是要有的，基本的采访、编辑、写作、制作、评论还是要学的。总之，人才培养需要好多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做出调整。

记者：中国传媒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做了哪些调整？

胡正荣：我们的基本做法是在专业结构上做一些调整。首先，新增一些新的专业、社会急需的专业。比如我们工科的大数据专业，就业前景非常好。前年新闻学院开了数据新闻班。最初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因为教新闻的人不懂数据，教数据的人不懂新闻。第一年处在摸索阶段，还是磕磕绊绊的。这也是没办法，因为数据新闻本来就是新的。找一个同时精通数据和新闻的人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发现第一届学生就业还不错，所有就有了信心。其次，尝试更新一些老专业内容。在有些专业课程设置中加大“虚拟现实”的课程量。但其实阻力也很大。因为要改课程、改专业体系就意味着老师要重新备课，这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当前，学术领域、教学领域的确存在一些浮躁之气，很多人认为从外部环境的打造到学者自身的成长方面都需要做出努力，对此，您怎么看？

胡正荣：其实传媒变革对教育者的挑战应该更大。因为，虽然业界的人面临的挑战也很大，但他至少能切身感受到，比如收入下降、广告下滑。对学生的挑战也是直接的，就业不好找，主流媒体进不去，新媒体去了又风雨飘摇。而老师是在象牙塔里的，针扎不进，水泼不进。他对业界的切身感受是淡漠的。所以他们感受不到业界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也体会不到学生的知识脱节以及就业困境。其实学生也可以称为是老师的产品，不少老师现在还意识不到自己生产的产品已经有些不合格了。

不过，对高校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高校现在有一批有为的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他们的学术训练基础非常好，这批学者，思路比较严谨，视野比较开阔。我们给业界办了很多培训班，不少中青年老师在讲，大家反响还是很好的。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困惑，就是中青年老师缺业界经验，他们一步一步从本科硕士博士走出来，对业界现在的迅速变革只是耳闻没有切身经历，这个学科必须要跟业界打通。最俗的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本身新闻传媒行业就是“日日新、月月新”的行业，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整个行业的人来说，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永远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传媒行业的变化太快了，只有更新自己，才能跟上这个时代。作为学者，需要加速更新自己的一套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自己对学术的认知，对业界的认知，还包括自己的学术定位和方向以及对学生的认知。

当然，大学也应该人才能流动起来，一批庸人闲人能出去，一批能人能进来，一批想干活的人能干起来，这样整个教育就能快速适应时代。但是这也的确是中国改革最难的。对于传媒改革来说，最后一个要攻克的堡垒就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