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明嘉靖三十二年外城修建，北京城的凸字型结构奠定，北京城门的“内九外七”共十六座的格局也随之定型。这十六座城门曾是北京城与外界交流的枢纽，伴随着城墙的拆毁，现如今城门仅剩下孤独的大前门，箭楼也仅保存下前门、德胜门、和内城东南角三座。
20世纪20年代，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考察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被雄厚的东方建筑所震撼和感动的这位外邦学者曾对北京的城门做过这样一个精彩的比喻：“北京这座城市将五十万以上生命用围墙圈了起来，如果我们把它北京城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全城的生活脉搏都集中在城门处。”喜仁龙关注的不仅是建筑，还有尚未被西方文明浸染的东方人民欢悦的生命状态。他说：“由此出入的，不仅有大批车辆、行人和牲畜，还有人们的思想和愿望，希望和失望，以及象征死亡和崭新生活的丧礼或婚礼行列。在城门处你可以感受到全城的脉搏，以至全城的生命和意志通过这条狭道流动着——这种脉动，赋予北京这一极其复杂的有机体以生命和运动的节奏。”（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作为一个异邦的观察者，喜仁龙从我们最习焉不察的细微处，把握了这座古城生命的脉律。但那个年代，列强的入侵已经破坏了古都的安宁与和谐。假如我们往前追溯，在明清时代，这些城门，尤其是内城九门，则各司其职，秩序井然，表征着帝都的威严与中心地位。内城南垣东门崇文门、西门宣武门，其名称相对应，按五行学说，东为木、主生，西为金、主死，所以进京赶考的举人要进崇文门，死人出殡要走宣武门。清代押死刑犯就从宣武门出去，到菜市口刑场执行。当年北京南郊的大兴县酿酒作坊较多，酒车常从崇文门进城，所以又有了“崇文门进酒车，宣武门出囚车”的说法。北京城北垣的安定门和德胜门也是对称的，明代军队出征走安定门，凯旋时从德胜门进城。安定门也叫“生门”，有丰裕之义，故皇帝要从此门去地坛祈祷丰年；德胜门也叫“修门”，有品德高尚之意，所以仁义之师要从此门出入。内城东垣朝阳门有“粮门”之称，因为以往京杭大运河运来的漕粮，从此门入城，存放在朝阳门内的几座大粮仓内。明清时期南方的木材经运河运京后均储于内城东门东直门外。内城西垣西直门多走“水车”，它位于内城西北角，离玉泉山较近，当时，宫廷饮用水要从玉泉山用水车通过西直门运到城里。内城西垣阜成门多走煤车，因其位于内城的正西方，当时北京西郊门头沟地区产煤，多经此门运入京城。
随着满清的衰败，往日的秩序也渐渐崩解。由箭楼、瓮城、城楼、城门等组成的层层防御措施，已经无法抵挡列强的现代利器。城门亲眼看到了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它又亲眼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连续不断的内战。不过，当枪炮声响起的时候，渐渐颓败的城门依然在竭力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老舍的记忆中，城墙还有些许卫护的功能：“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店铺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老舍《我的母亲》）内战结束时，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最难过的时候，是北平陷落的日子，九门紧闭，“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大城却像“晴光下的古墓”。（老舍《四世同堂》）
城门不仅见证了入侵者的罪恶与丑陋，也见证了北京人的苟且、隐忍、觉醒与抗争。在《赵子曰》里，老舍这样写到：“走到北新桥，往东看黑洞洞的城楼一声不发的好像一个活腻了的老看护妇，半打着盹儿看着这群吃多了闹肚子的病人，嗡——嗡——雍和宫的号声，阴惨惨好似在地狱里吹给鬼听。”面对莫大年、赵子曰这样一些苟且、不思进取的国人，东直门城楼无法看到这个民族的未来。九·一八事变的次年，萧乾为北平画了一幅素描，其中这样描写经过城门的人群：“城门低暗的洞口正熙熙攘攘地过着商贾路人，一个个直愣着呆呆的眼睛，‘莫谈国事’的惟一社会教育使他们的嘴都严严封闭着。又要有变乱了。他们不知道是谁和谁，反正腌菜说不上得多备些的。随手还不能忘记为谁家的灶王请下几股高线香，为的是保佑一家老少平安。“（萧乾《古城》）不过，城门也在北京陷落的最苦难的日子里，见证了《四世同堂》中瑞宣等有志青年是怎样混在出丧的队伍中出了城门，加入了抗战的队伍。
在和平的日子里，城门确是这个城市的脉搏所在。在喜仁龙的眼里，城门之处晨昏、昼夜的变化，如田园诗一般悠扬、美好：
黎明，当第一个旅客赶着大车或小骡车踏上漫长的旅途时，厚重的木城门就被缓缓推开，犹如一位刚被唤醒的巨人呻吟着。渐渐地，进城的乡下人越来越多，有的推着小车，有的肩挑颤巍巍的扁担，两头摇曳着盛满农产品的筐子。日上三竿，城门处的交通和活动也纷忙、杂乱起来了。熙来攘往的挑伕、手推车和驴车中间，混杂着人力车和鸣声不绝的汽车——但集中于这狭道的运动之主要节奏，却不受任何威胁性声音的干扰。这种车马人流的密度会越来越大，但流速却不会加快；而当朝相反方向行驶的手推车和人力车过于拥挤时，这种流动还可能暂时停滞。主要城门处的交通流量在午饭时达到高峰。到了傍晚，人流渐稀；随着暮色苍茫，夜幕降临之际，车马行人亦渐冷落。（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外邦人眼中的城门，由于其观察者的身份，多了“审美”的距离，却少了深处其中感同身受的亲切。老舍笔下的城门恰好弥补了这一点。在《骆驼祥子》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祥子逃出兵营，卖了顺手牵来的骆驼，辗转回到城里，作者写祥子进西直门时的情景颇为生动：“城门洞里挤着各样的车，各样的人，谁也不敢快走，谁可都想快快过去，鞭声，喊声，骂声，喇叭声，铃声，笑声，都被门洞儿——像一架扩音机似的——嗡嗡的联成一片，仿佛人人都发着点声音，都嗡嗡的响。祥子的大脚东插一步，西跨一步，两手左右的拨落，像条瘦长的大鱼，随浪欢悦那样，挤进了城。”（老舍《骆驼祥子》）许多作家都写过北京城中肆虐的大风，而写过大风过城门的情形的，恐怕只有老舍了：“那城门洞的风更与众不同，好似千万只野牛，被怒火烧着，争着从城洞往外挤；它们的利角刺到人的面上，比利刃多一点冷气，不单是疼。那一个城门洞分秒不停的涨者一条无形有声的瀑布，狂浪打的人们连连转身，如逆浪而行的小鱼。”（老舍《老张的哲学》）
北京的城墙是屏障，把城市和四郊隔离开来，而城门又很自然地把四郊和京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只要走出城门，就是另外一番天地。尤其在夏季，城门外的郊野闪动的是满眼的绿色。郁达夫曾经由衷地赞叹过这一片绿色的海洋：“北京城，本来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一踏出九城的门户，四面的黄土坡上，更是杂树丛生的森林地了；在日光里颤抖着的嫩绿的波浪，油光光，亮晶晶，若是神经系统不十分健全的人，骤然间身入到这一个淡绿色的海洋涛浪里去一看，包管你要张不开眼，立不住脚，而昏厥过去。”（郁达夫《北平的四季》）而关注普通人生存状态的老舍，看到的不仅仅是绿色，他说：“北平虽然作了几百年的‘帝王之都’，它的四郊却并没有受过多少好处。一出城，都市立刻变成了田野。城外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道路，更没有什么工厂，而只是有些菜园与不十分肥美的田；田亩中夹杂着许多没有树木的坟地。在平日，这里的农家，和其他的北方的农家一样，时常受着狂风，干旱，蝗虫的欺侮，而一年倒有半年忍受着饥寒。一到打仗，北平的城门紧闭起来，城外的治安便差不多完全交给农民们自行维持，而农民们便把生死存亡都交给命运。”（老舍《四世同堂》）作家的怀抱不同，使得他们眼中的景色也迥乎不同。郁达夫有着文人的浪漫情怀，因此他看到的是田园风光与四季变换，感受到的是故都四季不同的美；而贫民出身的老舍，更加关心的是平民的饥寒饱暖与生死存亡，感受到的则是他们无法自主、自生自灭的命运。
城门联系起来的不仅是京城与郊野，它还通过城门外的道路，联系着地方各省。不过北京当年的城门，并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城门外也只是普通的乡村小路。清乾隆昆山顾森的《燕京记》，对各门路径去向，所记甚详，引述如后：
外城七门，西向者广宁门即张仪门（按张亦写作彰），西行三十里卢沟桥，过桥四十里即良乡县，为各省陆路进京之咽喉。东向广渠门，俗呼沙窝门，东南行六十里张家湾，为水马头，水路进京于此上岸，沿河有路，共程二百四十里至天津府。南向正中永定门，出城数里即达海子墙。其东即左安门，俗呼姜乂门，乃村庄之路，其西为右安门，俗呼南西门，城外丰台，为种花之地。有小道由固安县通山东较近。然道路狭隘，多宵小，只可徒步者行耳。其东西便门俱北向，即大城城根下路，东便门向东，有小路可至通州。大城除前三门为外城所包，其东向之南为朝阳门，今尚呼为齐化门，外有朝日坛，东南行四十五里至通州，俱石砌大道，粮艘抵通交卸，此陆运进京之道也。由通州东南十五里即张家湾，内城仕宦出京，亦有从此路下船者。通州东北行，即往关东大道。东之北名东直门，亦村庄之路，西向之南名阜成门，今仍呼平则门，外有夕月坛，西行十余里即抵西山之麓，西之北西直门外，有河道直通万寿山，城外有高梁桥，十五里至圆明园，亦抵西山而止，北向之东安定门外有地坛（天坛在前门外），东北至顺义县，出古北口及热河木栏、各蒙古等处。北之西名德胜门，城外有大教场，武乡、会试，跑马校射于此，西北行九十里至昌平州，再三十里出居庸关，大同、宣化之孔道也。（顾森《燕京记》）
如今，北京的城墙被车水马龙的二环路所替代，地下是地铁环形2号线，大部分的城门原址成为了立体交叉桥。包括“内九外七”共16座城门，仅剩一座孤独的没有城墙的前门；箭楼仅留下了前门、德胜门和内城东南角楼。那些耳熟能详的城门的名字，只能在地名中存在了：内城的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以及外城的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左安门、右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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