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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观

“左联”人谈“左联”事之信函简介

1980年前后,时任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副所长的沙汀和陈荒煤,曾经为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发动撰写过一批回忆性文章。这种抢救史料的工作,得到了广泛支持。参与者们基本上都是“左联”当年的老人,都想把自己“记忆中有把握的”东西写出来,以“使读者真正了解‘左联’的历史”。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实堪敬佩。然而横岭侧峰,见仁见智,即便是亲经亲历的事情,也难免因时空宥范而生瞎子摸象之虞。所以随着“抢救”工作的逐步展开以及相关文章在《新文学史料》等刊物上陆续发表,就又产生了一批带有批评性质的信件。信件基本上都是寄给沙汀和陈荒煤的,写信者则有白曙、林淡秋、林焕平、柳倩、马子华、任白戈、王西彦、吴强、吴天祐、吴奚如、向思赓、周立波、周巍峙等多人。信件内容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勘误订正型。例如老作家周而复的信。周而复(1914—2004)原名周祖式,安徽旌德人。1933年秋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在校期间即参加左翼文艺活动,1936年参与创办《文学丛报》和《小说家》两种进步刊物,除担任编委外还为其重要撰稿人之一。当他读到文研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所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大事记》中外围买球app下载“本日王元亨、马子华编辑的《文学丛报》创刊”的记载时,认为“与事实有出入”,随即以当事人身份予以订正:“《文学丛报》编辑有聂绀弩、马子华、田间、李**(后来当了汉奸,判刑入狱)、王元亨和我(周而复自指)。该刊出版经费主要是王元亨支出多,他同时是发行人。”周而复在信中写道,“1936年欧阳山、沙汀、艾芜、草明、吴奚如、陈白尘和我等十人以上组织编委,出版《小说家》(月刊)。欧阳山同志主编,每期编委座谈小说,记录在刊物上发表,有一定影响。特此奉告,以供参考。”

二是补充说明型。以周巍峙的信为例。周巍峙原名周良骥、何立山,江苏东台人。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组织领导了新生合唱队等许多进步群众音乐团体,从事救亡歌咏宣传及其他革命工作。这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用不到半个小时工夫就谱出千古名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音乐家,“偶阅《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大事记》,发现仅《国防音乐特辑》(名称似叫《论国防音乐》)无作者名”,考虑到编撰者有可能“未见原本”,便赶紧写信提供相关信息:“我记忆中第一篇是吕骥同志化名写的文章(似为“允青”),可向他核实一下。其中有一篇是我写的《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附上我从中央专案组给我看的原文影印件抄下来的稿子。”类似信件中有一封为向思赓所写,其内容的直白随意倒更像是接受访谈时的一种即席答问:“复旦‘左联’小组的‘向浦’就是我。当年我在学校注册是用的这个名字。不过在‘左联’、‘社联’以及发表文章时都是用的‘向思赓’或史庚。”“我参加左联是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大约是11、12月间),介绍人是谢冰莹和她当时的爱人颜凤城。我记得他当时在光华书局。还有一个名叫李白英的也是属于我们那一组的。谢现在国外,顾凤城已于前几年在北京去世……李白英是江苏无锡人,沈松泉是知道他的。但不知道沈松泉现在是否活着(沈松泉在30年代是上海光华书店的老板,光华书店当年曾出版过许多‘左联’作家的书籍。)……”

三是批评建议型。这一类可以吴奚如的信为代表。吴奚如(1906-1985)原名吴席儒,湖北京山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主编《讨蒋周刊》。1928年冬被捕,1932年秋出狱,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大众工作委员会主席,工作中与胡风等多有交往。在纪念“左联”50周年活动中,他“应《新文学史料》编者之约”“写过一篇长文”,因“其间涉及到胡风的生平”及吴个人对胡风的评价,“稿子寄去后,引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内部争论,解决不了,就向中宣部请示。据说,胡耀邦、朱穆之两同志阅稿后曾作了一个批示,说文章还可以,但目前不宜在刊物上发表云云。”针对这种情况,吴奚如坦言相告:“我个人认为:现在纪念‘左联’的史迹,如不客观地纪述当年‘左联’内部思想和理论斗争的史实——在矛盾和斗争中存在和发展,就不甚真实。为此,我现在又把那长文压缩,把有关当年党的秘密删去,以期可以公开发表,使读者真正了解‘左联’的历史。”

四是独立见解型。这就要说到任白戈的信了。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1926年入党。1927年四川“三?三一”惨案后的白色恐怖中毅然挑起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的担子,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1933年加入“左联”,长期担任执行委员和常务负责人,与鲁迅、胡风、何谷天等多有工作联系。1930年“左联”解散,文艺界随即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正在日本的任白戈写文章支持“国防文学”,为此得一“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鲁迅”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斗争。十几年过去,任白戈从未屈服,应邀为“左联”而写的回忆文章中,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我给《左联回忆录》写的东西(已寄交现代文学研究室),比过去别人访问时记的要详细一些,其中所涉到许多与别人所述不同的情况,但我相信自己的记忆不错。如‘左联’的组织与工作以及负责人等,记不清楚的我都未写。”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的收信人,“我知道现在还有人在‘左联’问题上、特别是在两个口号争论问题上作文章。我在此文中放了一炮,表示对另一口号就在鲁迅发表文章之后我还有意见,这可能又引起一些人的攻击,但我不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十年的事实证明,‘左联’是有功绩的,‘国防文学’口号并未产生什么恶果。”他甚至断言:“今天有些还在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其实并非‘左联’的人,亦不了解‘左联’的情况……”与此信风格相类似的信还有一封,那一封出自周扬夫人苏灵扬之手。苏灵扬(1914-1989),原名苏美玉。江苏常熟人。1932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因秘密参加革命文艺活动而与“左联”党团书记周起应(周扬)相识相爱,在周扬的影响下于 1935年5月加入“左联”,进而以“左联宣传部干事”之职成为周扬的工作助手。大概是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砺所致,出现在她笔下的文字简洁而硬挺:“我的那篇回忆录已遵照你的意见改了一下。但再要我把其他的事实改掉,我是不同意了。你可以不发表,本来我也不是为了发表才写的,只是接到了你们的通知,要我写回忆我才奉命交卷的。这些都是我记忆中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我没有写。”

五是学术研究型。严格说来这一类信件还不成其“类”,笔者所见其实只有一通4页,为时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林焕平教授所写。林焕平,1930年参加“左联”。1933年赴日本留学期间任“左联东京支盟”书记。解放后一直在高校工作,同时身兼多个文化机构的名誉职务。1992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评为“80年代最受尊敬的人”;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评其为“20世纪世界杰出作家”并授予“20世纪成就奖”——此是后话。林教授此信内容十分丰富,史料价值很高,故而不厌其长,照抄如下:

荒煤同志:

昨天座谈会,因时间不够,我未发言。我想谈的,外围买球app下载周扬同志报告的点滴意见,已另告诉他。外围买球app下载“左联”的,简要写给您,备参考。如果需要,我可另外写成文章。

一、外围买球app下载初期在上海参加“左联”的同志,有一个颇为显著的特点,即除原来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和语丝社的同志外,很多人都是从参加剧团如艺术剧社、大道剧社、南国剧社等,从事戏剧活动,随后加入“左联”,后来又加入剧联的。

二、左联在政治策略上,随着斗争的发展,形势的发展和本身经验的逐渐丰富,也是逐渐进步的。主要特征,我以为有如下两点:

1、从1930年到1933年,主要是自己办机关刊物,利用中间性的刊物比较少,圈子小些,颇有孤军奋斗的味道。从1934年到1936年,自己办机关刊物较少了,尽量利用带中间性的、进步的刊物,发表左翼作家的文章,扩大影响,那些刊物,据我所记忆,有:

①《译文》,黄源主编,影响很大。

②《文学》,傅东华主编,除作品外,每期有几篇短论,是该期的主要内容,大多数是鲁迅或其他左翼作家写的。

③《太白》,陈望道主编。

④《光明》,洪深主编。

⑤《中流》,黎烈文主编。

⑥《申报月刊》俞颂华主编,这是综合性刊物,也登一些左翼文化人的文章。

⑦《自由谈》,黎烈文主编。在黎主编时期,登了许多鲁迅、茅盾等人的文章。连我远在东京,也曾给它写过文章。

以上两刊,是属于申报馆的。申报老板史量才被暗杀,背景不明,不知是否与发表了一些左翼文章有关?这须调查。

⑧孙师毅同志在良友图书公司工作(很像担任总编辑),协助和推动赵家璧,出版了好些比较好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⑨开明书店,生活书店,也是这样。

从以上的情况看,“左联”的圈子和影响大大地扩大了。

2、受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影响,许多工作靠“左联”本身,很难甚至无法进行,因而逐渐依靠宋庆龄、蔡元培、叶圣陶、郑振铎等进步人士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做了许多工作。

从以上两种情况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左联”前期圈子比较小些,后期圈子扩大了。假如说,前期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气味比较浓些,那么,后期这种缺点就有所克服了。

三、文研所写的大事记,前详后略,前面较充实,后面较单薄,这也许有实际困难。此外,对“左联”东京支盟的评价,似乎低了些。以下数事,是否可以列入大事记:

1、《东流》月刊是“左联”东京支盟第一个机关刊物,在上海出版,共出十几期,虽着重登小说习作,影响不如《杂文》,总算一个小阵地。

2、《新诗歌》,略与《杂文》同时在东京创刊,蒲风、林林等都在这里面。是《参考消息》似的小型版,在东京也相当活跃。

3、在日本左翼戏剧家积极支持下,演出《雷雨》,郭老为此写了文章,见郭老文集。

4、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小丛书,郭老、林林、魏猛克、陈辛仁等均有译作,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5、鲁迅追悼会郭老出席讲话,大概是郭老第一次公开给鲁迅以极崇高的评价。

6、七八位同志被驱逐回国,日本报纸都有登载。为要核实,是否可请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查阅1937年5月份日本报纸,影印寄来,想非难事。

7、大事记记到七月七日为止,是否可记到七月下旬郭老回国为止?这样,左翼十年,恰好是始于郭老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学,止于他从日本回国。

四、左联东京支盟当初并没有建立党组织,1955年8月间林基路由日返上海,找到周扬同志,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再回日后,与崔亦民等数人建立小组。我当时患严重肺病在乡下治疗,情况不清楚。这是我回国来以后才听说的。林基路已牺牲,崔亦民全无消息。不知任白戈同志知道一些情况否?

以上所写,未必都对,仅供参考。并致敬礼!

林焕平

1980·4·1

既是“简介”,只能点到为止。最后要说的是:以上诸信,如今都已殊途同归,齐集中国现代文学馆。依照档案学的“来源原则”,他们被作为一个“全宗”,装进一个(或几个)特制的手稿档案盒里,悄无声息地睡在铁质密集书架上。它们都是为了述说它们之前50年的那个辉煌一瞬而生,如今它们自己也已走进“30多年前”了。今后不论人们再如何述说, “左联”两个字,都将是它们共同拥有的名号。这是光荣,也是骄傲,因为“左联”曾经以“脊梁”的硬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历史增添了光辉一页。

(编辑: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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