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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视点

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著名学者赵园访谈


陈定家:听说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把您作为优秀研究生的标杆,见到出类拔萃的女生,就夸她或将成为“另一个赵园”!我本人也多次见证过以您为标杆的情景。十几年前,我向所里一位先生请教问题,那位先生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赵园说”做评判标准。此后,我在好几位同事那里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您看,这些令人敬佩的求学者和治学者,都以您为标杆,这算得上一种学者的成功吧?可是有人说您走上学术之路纯属偶然,治学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您能否先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赵  园:“标杆”不敢当。我也听到过您提到的那种说法,对那一种比方不可当真。我并不希望别人像我。事实上,我欣赏的年轻学人,包括女性,比如张丽华、袁一丹,各擅胜场,并不像我,倒是让我觉得后生可畏。


我的“走上学术之路”,无非利用了1978年研究生招考提供的机遇。当时我在郑州的一所中学教书,报考的动机,只是为了逃离那个单位。我研究生的同班同学,大多是中学教师,我猜想情况和我类似,未见得当时就有怎样的志向。偶然性还在于,北大中文系在统计各考场分数时,我所在的考场漏计了一项分数。倘若这点疏失未被发现,我应当早已作为中学教师退休,在“颐养天年”。我不能因此说自己有怎样的幸运。其实事后看来,得失很难计量。


走上“治学之路”后,应当说是比较顺畅的。压力不大,没有深厚的已有积累的压力,也没有来自国外汉学的压力。有些条件现在仍然有,即如没有来自国外汉学的压力。压力不大,“余地”却比较大。我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学术荒废已久,大家都刚刚起步或恢复研究工作,而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十七年间屡遭重创,发展不充分,因此无论新手还是老将,都像是在拓荒。而这批“新人”即使基础薄弱,却各自在“文革”中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学识匮乏,却不缺少对人事的理解力与识别力。这后一方面是我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点“本钱”,尽管有限,却很重要。我最近还在一个场合,谈到毛泽东所说文科应当以社会为工厂,作为教育理念是有合理性的,虽然具体的路径未见得适当。


此外我们还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良好的学科环境。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后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崛起,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重要资源,与那个解放运动密切呼应。对于我所属的这一代专业工作者,确实是难得的机遇。无论基于个人经历还是遭逢的时世,都使我们有足够的动力去“拼”。


近些年来学术生态已经大变。便捷的网络下载,不但改变着学术工作的方式,而且重新塑造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以至我读到某些炫耀博学的宏文,会条件反射地想,那些材料是怎么来的?网络时代的“博学”或正成为“虚胖”,那种文字少的是生命感,一个生动个人的生气的灌注。这种无生命的学术作品正到处泛滥,如古人说的那样,祸枣灾梨,令人慨叹。


陈定家:《艰难的选择》是您的第一本学术论著,您在这本书中试图通过分析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出现代知识者的心理图景。有人将这本书说成是您治学生涯的里程碑,但您本人对这本书所应用的叙述方式好像并不满意,它是否有点受制于线性叙述逻辑的束缚,以致论述过程中的“丰富性”未能得到充分呈现?这本书对您此后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赵  园:“知识分子考察”是读研中就已经选择的研究方向,与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有关——那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近的方向,以便经由学术,思考“20世纪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我曾引用过鲁迅“连自己也烧在里面”的话,很能描述我们当时的状态。这种学术工作,也是在探寻自己的精神血缘。知识分子与革命,或革命中的知识分子,是20世纪的一大主题,对我的吸引力至今仍在。学术文体不能容纳的更个人化的内容,我写在散文随笔中,即如那一组《乡土》(收入《独语》一集)。


对我的第一部学术作品的不满,不止在叙述方式,还在框架、具体论述以至表述。那些缺陷,多少也由于资源的匮乏。我着手写作那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大量的理论输入;我所凭借的,是原有的一点积累。但那种“连自己也烧在里面”的激情,是那一时期特有的。那种写作状态与研究态度,是只能一次的经历,不可重复,值得怀念。


最初的选择贯穿了我的学术工作的始终,由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到其前身(以古代中国的“士”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要作种种限定,这里姑妄言之)。我常常对年轻学人说,最初的选择有可能持久地影响你学术研究的取向与格局,这可以我和我的朋友们为例。最初的选择确实有某种决定性。而我的学术工作始终在最初选择的方向上,无论“20世纪”还是“明清之际”。


陈定家:您的《北京:城与人》与《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是继《艰难的选择》之后完成的两部重要著作。学界对这两本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依我个人的浅见,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为厚重、更为深刻。但从媒介反应和读者接受的情况看,前者受欢迎的程度似乎远在后者之上。您能说说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何在吗?


赵  园:两本书的写作,投入大有不同。写《北京:城与人》,缘起只是几篇1980年代初的“京味小说”。在我的学术作品中,那本书写得最轻松,甚至没有做必要的文献准备。但对于学术价值,不适用“投入/产出”的计量方式。这本书的“受欢迎”,多少由于机缘——出版时恰逢“北京文化热”。后来“北京”、“城市”热度不减,那本书就有了“常销”的可能。而对于农村的关注度却在下降。这种情况仅从新闻报道就可以感到。农时、农事、灾情等等,曾经是我所属的一代人日常关心的方面。我至今还保有对气候影响于农事的敏感,与“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世代不同。


写《城与人》有偶然性,写《地之子》,则像是还愿。我尽管不是农家子弟,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对乡村似乎有“天然的”亲近感。20世纪7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曾在河南农村插队两年,那段经历也令我难忘。回头读两本书,长处都在作家作品的分析,而“大判断”往往经不起推敲,也证明了我的强项在此而不在彼。


《城与人》之后,我至今仍然有对“城市”的兴趣,旅行中往往持“考察”态度,对近几十年的“城市改造”随时怀了忧虑。而乡村则是另一个关注的方面,尤其对于“空心化”带来的乡村文化生态的不可逆的变化,对于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局。


陈定家: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堪执牛耳的实力派学者。《艰难的选择》等著作为您开辟了坚实宽广的学术道路,按常理说,接下来应该是您推出相关研究成果的高峰期,风头正健,人生也步入了黄金岁月,但这个时候,您却出人意外地放弃了现代文学研究这块优势阵地,移师当时“没有本钱”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这无疑是一次学术冒险。这么多年过去了,可否说说,您对这次学术转型的心态与看法是否有所变化?


赵  园:我在转向明清之际,转向史学与文学之间,是在提倡“跨学科”、“越界”之前,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既不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国内形势,也与学术界的“潮流”无关——当时的我,由于缺乏外语能力,很封闭,对国外学术潮流几乎一无所知,也缺乏了解的渠道。至于被认为“暗合”了某种取向甚至理论,则更像是巧合。我的动机,无非是在已有的研究陷入停滞后,寻求挑战,试探自己的可能性,希望再次激发学术热情。那确如你所说,是一次“学术冒险”。我是像沟口雄三所说的那样,“空着双手”进入明清之际的那段历史的。这么说也不十分准确,因为我的手中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积累。这对我很重要。这一点,将在以后的学术工作中,被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这次转折对于我至关重要。我至今仍然认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很明智——这不止是由“成就”的角度,更是由自我丰富、提升的方面衡量。进入新领域后,我有了机会接触学术经典,接触学术大师的作品,经历了重新学习做学术的过程;也有了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作学术交流。尤为难忘的,是与台湾同行的交流。这种机会,是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不能得到的。


陈定家:有人说您是历史学家中的文学叙事派,是文学研究队伍里的历史学家。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您理解的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赵  园:学科壁垒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大活人何苦要画地为牢?记得一些年前,在一个场合回答提问,我说非驴非马,是个骡子有什么不好?这句话似乎也是别人说过的,我不过拿来自我辩解或解嘲罢了。时下鼓励“越界”,我的选择的正当性已无需解释,却仍然有必要鼓励年轻学人作这类尝试。


古代中国的学术,文史本不太分。亦文亦史,前辈学者就承接了这种传统。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文学还是史学?倘若用了现在通行的尺度,能不能通过学术刊物的审稿程序?可不可以用来评职称?


我自己不大考虑专业归属,想的是如何调动自己全部储备(包括能力),力求使“题无剩义”,而非符合某个学科既已形成的评价尺度。“历史学家中的文学叙事派”或“文学研究队伍里历史学家”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与专业背景有关。事实上在做“明清之际”的20多年间,我主要是在向优秀的史学著作学习,获益极多。但文学研究的专业背景对我的意义绝不是负面的。对这一点,越到后来体会越深,也越有自信。


陈定家:我注意到,您写过一些学术自述,也接受过各种访谈,您曾经谈到了自己从事学术工作的甘苦。但我仍然希望知道,您如何看自己的学术工作的得失,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与外围买球app下载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


赵  园:回头看,我外围买球app下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考察中,较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是作家作品研究。这一点,刚才已经提到了。即如论萧红的,论骆宾基的,论凌叔华的几篇。所以经得住时间检验,是因为写作家论必须面对作品,而有可能不过分依赖流行的理论框架。那一时期也确实有活跃的审美感受力——我发现这是最容易失去的一种能力,与年龄与经历都相关。一旦失去,就难以再次获得。读自己的旧作,我常常会暗自惊讶,同时庆幸:幸而写在了当时;过了那个时候,就难以写出,硬写,也决不会精彩。


外围买球app下载“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几部著作中,第一部少一点遗憾。《艰难的选择》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分别是两段学术经历中的初作。那当然是很不同的两本书,但在“投入”、“切身”、“痛痒相关”上相近。写《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较之写《艰难的选择》,更有初次踏入陌生领域、与对象不期而遇的兴奋,偶尔会“文思泉涌”,因知之不多,反而较少顾忌,有可能写得酣畅淋漓,使内心深处的激情得以释放。那种状态是不大可能长久维持的。尽管《续编》诸篇更规范,论述更周延,却少了那一种元气,虽则“气盛”难免泥沙俱下。这既与状态又与年龄有关——状态往往也系于年龄。


但我以为《续编》另有价值。以“戾气”为题的确赖有直觉,写《君主》《井田、封建》更出于设计,基于已经形成的对这类题目的重要性的认知。至于最终结果如何,与是“直觉”还是“设计”无关。“正编”或许更可读,但我对《续编》不无自信,相信其中的论题对相关研究有贡献。学术作品不妨力求可读,但可读性毕竟不是评价学术的标准。有人以表述“西化”、不“深入浅出”贬抑一个年轻学人的作品,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使用的概念系统本来就赖有输入,不过“西化”的程度不同、来源不同罢了。而缺乏难度,缺乏深度,缺乏重量感的东西已经够多,何不挑战一下自己的理解力,试着读一点确有分量的论著?


我的文字好读难读,与论题更与写作状态有关。写《易堂寻踪》也像写《北京:城与人》,有偶然性,属于计划外项目,也因此写得轻松。用散文的方式组织学术,也让我更有可能体验写作中的快感。那本小书所写的一组人物,在他们的时代并非都声名显赫,却多少令人想到了鲁迅的论刘半农,清浅得可喜。这本小书的写作中时有感动,有沉醉。那在我,是一段美好的写作经历。尝试着变换写作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材料,即使在同一部书中也力求如此。在我看来,这也是自我训练的一部分。


材料运用中的“精审”,是一种难于抵达的境界,但写到《想象与叙述》,取材已能节制,剪裁也较为工致,文字则少了那种格格不吐的艰涩,以至有评论者认为这一本的文字在其他几种之上。但由学术作为一种经历来看,得失仍然难言。写到这时候,已趋于冷静,甚至波澜不兴,没有了最初进入“明清之际”时的兴奋。仅仅由此我也意识到,是与这一种研究告别的时候了。


在高校演讲的时候,曾有研究生问我,为什么没有做人物研究,那个时期本不缺少值得写的人物。我说,对于那个时期,即使我征引较多的人物,我的学识也不足以应对。此外,花几年时间写一个人物,需要那人物对我有强大的吸引力。我还没有感受到这种吸引力。进入“明清之际”,只写过两篇人物论,外围买球app下载唐顺之、傅山。写《我读傅山》也如当年写萧红,首先由于对象的文字的吸引。这无外围买球app下载文字的好坏,甚至自己喜欢不喜欢,而是对那一种文字“有感觉”。至于何以“有感觉”,也说不清楚,或许属于所谓的“默会知识”的范围?这真的是一种不容易描述的经验。这种经验在我,并不常有,只能说是际遇,你与对象间的遇合,有某种神秘性。更多的时候,自己写得艰苦也让人读得辛苦。写作中的快感在我是奢侈品,只能偶尔获得。借用了郭沫若的说法,大部分文章是“做出来”而非“写出来”的。说这些,只是由个人的写作状态着眼,至于学术价值,适用别的衡量尺度。


我曾写过题为“学术——人生”的随笔,题目太大,只触及了点皮毛。其实上面提到的每一本都有故事,甚至联系于“个人事件”,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但我并没有写较为完整的自传的计划,也不会写学术自传,怕被现成的叙述方式诱导,将自己的学术经历简化、故事化。曾有台湾学者问我何以想到写“戾气”,对这种问题,我至今也仍不能有把握地回答。当时的那种直觉的背后,应当有长久以来经验的积累吧,那些经验确实一言难尽。您看,对学术作为过程的“还原”、“重现”,谈何容易!


陈定家:对您的学术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的评论文字。我想知道您对于那些评论作何评论?


赵  园:我曾经说过,无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事实上,我还是听到了对我的学术工作的反响,不止喝彩声,也包括切中肯綮的批评,我对此心存感激。我感激外围买球app下载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批评,即如王晓明、王培元、孙郁的评论文字;感激外围买球app下载我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批评,黄子平的,止庵的,刘铮的,江弱水的,等等。尤其触动了我的,是其中的几位对我学术作品中的“硬伤”的发现,止庵外围买球app下载《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刘铮外围买球app下载《想象与叙述》的。止庵曾私下里指出我书中的硬伤,令我汗颜,尽管他说得很客气,小心翼翼,惟恐伤害了我的自尊。我至今与刘铮不曾谋面,但他指出的我使用材料的讹误,实在让我惭愧。那种错本不该发生的。我当时想,这位批评者为了这篇评论文字,做了多少功课,包括版本方面的!竟然有人如此仔细地读我的书,愧汗之余,我仍然觉得快慰。


责任编辑是学术作品的第一位读者。《易堂寻踪》的责编张国功,《阅读人世》的责编王欲祥,都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过硬伤,使那些错在出书前得到了校正。由于知识准备的严重不足,出错几乎无可避免,尽管我已经如临如履。这些较我年轻的学人——学术作品的编辑也是学人——施教于我,不能不令我感激。


我去年病逝的表兄,是我的亲属中最认真的读者,曾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列出“勘误表”(他用的说法是“修订表”),工工整整的两页。其中所勘之误,就有止庵指出过的。而我的表兄并非所谓的“学者”,不过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岂是谁都能当的!


陈定家:您刚才谈到自己“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良好的学科环境”,能否就这个话题再谈一谈?


赵  园:我得之于工作单位的,不如得之于“专业界”的多。这些年来人们将1980年代过分地诗意化了。这种诗意化有其现实的指向,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但也应当说,即使1980年代没有那样美好,那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回望中也仍然有美好之处。王瑶,樊骏,严家炎等前辈学者的风范,他们扶植、奖掖后进的胸怀与气度,他们所创造的和谐的内部环境,不同世代学人间的互动互补,同代学人间的合作与此呼彼应——尤其京沪之间——实在令人怀念。那真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时代。


还记得王瑶担任学会会长期间组织的两次创新座谈会。尽管第二次就有点气象衰飒,但仍然贯彻了鼓励年轻学人的宗旨。他们将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种精神带进了学科,使学科充溢着青春气息和进取精神。这个学科在“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度处于前沿,在后来的市场化过程中边缘化了。这固然由于时势的变化,也与学术界、专业界的生态有关。那一种境界已经不可追寻,成为了一段遥远的记忆。我们跟年轻的学人谈那段学科史,像是在“说古”,像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这是不是有点可悲?


我的学术活动在那个生气勃勃的时期起步,得到了开放的学术环境的鼓励。一再听人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人“越界”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这应当是这个学科的活力的一种证明。即使在走进“明清之际”后,我也仍然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保持着联系,不但有与年轻学人的交流,而且我的选题,关注点,至少有一些是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形成的。


陈定家:您曾经以《任道与任事》为题对“明清之际士人的参政意识”进行过独到的分析与阐发,您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有明一代士风的重要“面向”。请问,这种热衷于“任道与任事”的风气成因何在?影响如何?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


赵  园:明代的士大夫不像明亡之际的反省中所说的,“风痹不关痛痒”,只能“袖手谈心性”,他们中的杰出者绝不缺乏行动能力。梁启超说过,“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种风气应当与学派比如王学的兴起、与明中叶以降的士风有关,也依赖于王朝政治所留出的空隙,提供的空间。明代士大夫活跃的民间政治(王汎森的说法是“下层经世”),就赖有上述条件。我感动于这种虎虎生气、昂扬意气与积极践履的精神,虽则我自己仍然更是“书斋动物”。


我外围买球app下载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考察,政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与一个时期里“去政治”的取向相左。我的确关注那一时期的士大夫与政治,与王朝政治,与民间政治,关注他们在有关的实践中的担当,这种担当的极端的严肃性,考察中时有感动。我从来没有那种以政治为“污”的洁癖,即使在刚刚经历了“文革”的那时候。我关心的是政治中的人性,当然也包括人性的扭曲、变形,却不赞同由此而引出的极端的结论。


我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社会组织即NGO,认为社会组织、民间机构的兴起,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无论较为高端的书院、读书会,还是从事社区服务的志愿者组织。我不以为知识人都应当“任事”,对能“任”善“任”者却一向怀有敬意。人文知识分子仅仅有“人间情怀”是不够的。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或许更近于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陈定家:您曾说学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是否能够激发研究者热情;二是是否具有挑战性;三是对研究者知识积累是否有所助益。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相关研究更具体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赵  园:“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幸我常常不能克制说教的冲动,倚老卖老,对身边的年轻学人耳提面命。您总结的那些意思,的确是我常常说到的。我对他们说,希望他们的选题能够激发自己的研究热情。有热情,就有可能使学术工作不只是个“技术活儿”,所做的活儿也少一点“匠气”。


我也对他们说,希望他们的选题具有挑战性,有一定的难度,迫使自己克服尽可能强大的阻力。我以为学术工作者有必要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同时挑战极限。这并不矛盾。发现自己的可能性,释放潜能,或者最终不过证实了自己的有限——那又有什么不好?这正应当是以学术为“志业”者的常态。要避免轻车熟路。作学术也如搞创作,忌“熟”忌“滑”。无论变换领域,还是改变具体的研究方向、方式,都有助于避免“熟”、“滑”,打破已经形成的研究格局与路径依赖,使自己的研究不断开新生面。


我喜欢引用的还有孔子所说的“为人”、“为己”,“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所谓的“为己”、“为人”,语义、旨趣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肯定“为人”而否定“为己”的,孔子却提倡“为己之学”。我将“为己”理解为完善、提升自己。事实上,这种“为己”,也有利于持续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使你更有动力寻求挑战。


我们的学术工作已经越来越功利化了,方式也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作业。这很可怕。这种功利化正在戕贼学术的生机。我还看不出这种情况有改变的希望。


陈定家:您的著作能把理性思辨、逻辑演绎和散文笔法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表达方式赋予思想史以诗哲交融的艺术魅力。您的这种叙述方式的形成,是源于自身的学术素养?还是得益于研究对象的激发?或者还另有其他原因?


赵  园:我在拙著《想象与叙述》附录的《论学杂谈》中,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外围买球app下载“词章”以至学术文体的想法,大致意思是,对于学术作品,问题绝非最重要的,却又非无关紧要。学术作品不讲究文体,已是常态。令人不能卒读或不知所云的文章随处可见,真的是一个问题。在文学专业的从业者,这种情况与审美能力的普遍下降“正相关”。年轻学人关注的是“观念”、“问题意识”,文本成了可有可无的。我对此不能不忧虑。


我自己的文字敏感,得益于早年的阅读,与我经受的语文教育也不无关系。我的阅读起始较早,早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阅读苏俄文学,包括契诃夫、果戈理。那种阅读对于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我感激我的父亲对我的阅读不加限制。他似乎很信任我当时的理解能力。也是在那一时期,一半由于兴趣,一半因了虚荣,我很看重语文课的“作文”,在意老师对我的“作文”的评价,较早地养成了推敲文字的习惯。


从事学术工作之后,继续阅读与写作,写作中受到了研究对象的影响。在专业写作中,我会不自主地向对象靠近。也因此,《北京:城与人》或多或少沾染了“京味”,在我的学术作品中比较特别。我以为文学研究者既然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即使文字训练不足,也有机会在文学阅读中弥补,只要你真的有这种意愿。


陈定家:有人说,就像钻石和黄金多出产于地质断层一样,伟大的诗人哲士也多出生在“历史断层”。明清之际,多灾多难,大开大合,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断层,“国家不幸诗人幸”,苦难使思想生辉。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原创或许不如先秦,气象也略逊于汉唐,但就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言,明清之际自有其独特魅力。您是这个领域的学术行家、大家,数十年沉醉其间,倾力经营,早已硕果累累,但仍被期待推出更多新的成果,因此,我很想听您说说,您的研究现状如何?下一步有何打算?


赵  园:我正在做的题目,以明清之际士大夫为中心,讨论古代中国的宗族、家庭、人伦关系,尤其是父子、夫妇关系。对于伦常,我在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就感兴趣。《艰难的选择》那本书中,就有《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婚姻爱情问题》《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这样的题目。进入“明清之际”,已经写到的,有君臣、兄弟、朋友、师弟子。近些年,还一直关注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伦理层面的变化,尤其是乡村。这也是我的学术工作贯穿性的线索之一。


与此同时,我已逐步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完全不同的另一方向,今后会写一些更与当代史相关的题目。我最近还在一篇外围买球app下载“老年”的随笔中,提到了“衰年变法”。衰年而能变法,更难能也更值得追求。我还想试试自己的力量,看还能做点什么不同的东西。


任何人都有限度,学术工作者尤其如此:思想能力会衰退,感觉(包括文字感觉)会钝化,写作冲动会减弱等等。因此我事实上是在抵抗,抵抗这一“自然进程”。这或许是无望的挣扎,但挣扎、抵抗一下,总比听任自己衰退要好吧。其实不止到了垂暮之年,学术工作者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需要抵抗,抵抗怠惰,抵抗浅尝辄止,抵抗学术疲劳,抵抗世俗所以为的“成功”的诱惑。学术工作的艰苦与寂寞,使你不能不抵抗。而你的力量不也正在这抵抗中?



(编辑:覃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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