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2013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To be or not to be”，这句《哈姆雷特》中的经典独白，揭示了选择的艰难。生活中，我们也无时无刻不面临这样的选择。
尤其是当面对形形色色的外界信息和扑面而来的各方观点时，是保持独立的甄别与警醒，还是随波逐流、成为某种观点的扩音器，也是许多人每天面临的纠结。
邻国核泄漏引发蔓延全国的抢盐潮，“世界末日”的说法让一些人捐出了全部家产，被“生虫”说“陷害”的柑橘、为“皮革”说连累的国产乳制品……轻信与盲从，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宗宗事件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转型期公众内心普遍存在的焦虑与恐慌，还有进入“微时代”之后，微博、微信等新型传播载体促成的自媒体传播力膨胀。
于是，一个问题应运而生：在“微时代”，我们如何保持理性，避免盲从？
微时代，在看似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开放式话语平台上，并非每个人的声音都具有同等的辐射力，也并非每个人的话语权都绝对公平。
一个特殊的群体必须被提及——“意见领袖”。他们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塑造出的一批具有极强话语传播力的偶像，与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出现的道德楷模和娱乐明星不同，他们在互联网世界里掌握的最有效的通行证是他们的话语方式。
根据传播学上的“二级传播”假设，新闻事件不会直接作用于公众，而是由一些民间专家先行做出解读，形成价值判断，再传递给公众的。网络舆论看似亿万网民在发声，但核心环节是这些“意见领袖”在设置议程、掌握话语权。
美国的微博客Twitter（推特）统计，2万名精英用户，只占注册用户的0.05%，却吸引了一半的注意力。中国的情形同样如此，根据新浪微博的统计，在看似复杂、多元的微博舆论场中，实际能操控微博舆论导向的仅是300余个微博“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和倾向主导着微博舆论。
微时代的用户结构也使得“微传播”的盲从表达进一步成为可能。《2013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在3亿多的微博用户中，10—39岁用户总访问次数占81.68%，高中学历以下用户占74.88%，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则占到92.2%，其中无收入群体人数最多，达到9183.5万人。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低，这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微博用户们所拥有的价值观的不稳定性。
于是我们看到，由于“意见领袖”们的不断发声，由于微时代特殊的传播特性，加之用户结构的特殊性，使得一方面，话语的绝对影响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舆论走向上形成了单向度的流动，另一方面，也让盲从心态和行为成为“微时代”一股不容忽视的潜流，并进一步成为导致围绕一些事件的舆论走向偏激化和极端化的主要原因。
当盲从心态持续扩大，便为一轮又一轮网络谣言在“微时代”的滋长提供了沃土。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中心统计，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热点舆情案例中，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一些网上流传的谣言甚至对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一个案例就是2012年3月的“军车进京、北京出事”谣言。
谣言的大量存在也带来了另一个负作用——太多的不可信造成了网民的习惯性质疑，而这种貌似理智的质疑，却往往陷入另一种形式的盲从。这表现为，在对各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事件真相面前，仿佛怀疑比相信更有见地，解构比建构更有气势。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理智往往是在助推另一种盲从的潮流，进而汇聚成一种以“反谣言”姿态而存在的真谣言。这其中，公众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的质疑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
尤其是当微信的发展势头大大压过了微博，成为信息传播的另一种有效途径之后，微信只在作为熟人社会的微信群和朋友圈内有限传播的特殊属性，使得人们在对信息进行二次传播的时候，进一步放松了心理戒备和理性筛选，这也进一步助推了不实信息的快速传播。
那么，虚假与盲从，折射出的究竟是什么？
研究者分析指出，不管以哪种网络平台为传播渠道的“微时代”谣言，根本上体现的是民众内心深处的担忧和恐慌。大多数谣言背后并无显著恶意动机。谣言之所以得以生成和传播，在于它们所体现出的价值判断往往暗合了许多人对当前社会现状的认知，从而使得谣言的说服力有时候比真相更加强大。
总体来说，任何一种盲从心态的表现形式，都有来自现实社会的深层原因，而“微时代”自身所具有的碎片化、浅表化、极端化表达等特点，则将这种心态进一步放大。
“微时代”的种种与生俱来的特质或许是无从改变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带有残缺的表达和接收方式的难以改变，以及这种表达和接收方式所传递的观点和思想痼疾的难以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波逐流和盲从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因此，如何进一步促进信息公开、积极回应社会诉求、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仍是当前必须大力研究的课题。
（编辑：黄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