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录员正在音频采录室进行老唱片的数字化采录。
唱针，划过唱片上密密匝匝的纹路，温润而久远的声音从耳边拂过……
唱片诞生于19世纪末，而我国第一张唱片是1904年录制的孙菊仙京剧唱腔，距今已过去百余年历史。老唱片，蕴藉着历史与文化，记载了时代变迁的吉光片羽。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级音像出版集团，中国唱片总公司存有海量老唱片资源，好似一部中国唱片的编年史。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不同唱片载体上的声音正在一点点消逝。
2011年，中唱启动“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源库”工程，该工程被列为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之一。现存的近18万面唱片母带，将根据轻重缓急进行数字化“另存”。
18万面母带，百年好声音
这是记录了中国整整一个多世纪的声音。
走进中唱北京公司“唱片模版库”，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高耸至顶的铁架子，架子上是紧密排列着的唱片模版，有的镀金、有的镀银、有的镀镍……每张唱片除了纸质封套，还加了一层塑封。上世纪90年代初，胶木唱片（俗称“黑胶唱片”）一度完全停产，这些唱片模版便成了“文物”，一排排，一张张，记录着年代深处的声音。
另一间版库，主要存放磁记录母带，即音乐胶带。工作人员从架子上取下一盘，从封套可以看出母带的灌录时间、演员姓名、节目名称等。打开封套，圆盘形的塑料片上，一圈一圈地卷着大约5毫米宽的黑色带子，类似盒带里的磁带。工作人员解释说，这就是“开盘磁带”，盒带就是从这儿拷贝过去的。
中国唱片总公司，是在解放前大中华、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至上世纪60年代，中唱便已经形成了集唱片编辑出版、生产发行一条龙的经营格局，并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音像出版单位。中唱的“天安门华表”商标，曾经是乐迷和唱片收藏爱好者认可的品质标识。
据中国唱片总公司总经理周建潮介绍，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只有中唱1家唱片企业，出版载体均为老唱片，因此中唱的老唱片在录音版本方面最具权威性。目前，中唱馆藏资源收录了一个世纪以来累存的13万面唱片模版和4.5万条磁记录母带，数十万首曲目。其中，1949年以前的唱片模版有4万余面，均是极其珍贵的唱片模版孤品典藏。而1949年至1979年三十年间的国内音乐版权，均为中唱独有。
这些丰富的版权资源，包括一批历史名人的声音，比如孙中山的讲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是极为珍贵的音响档案。此外，唱片模版中还收录了蒋介石和民国时期一些政界要员的讲话，同样具有极高历史价值。
周建潮说，孙中山的《勉励国民》是他唯一存世的讲话录音。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用事先写好的《告诫同志》文稿对着留声机演讲，之后根据这段演讲出版了1套6张唱片，这是中国的革命家利用现代声像技术来宣传政治思想的最早尝试。
此外，聂耳亲自演唱的《打砖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声音实况，京剧四大名旦在杜月笙寿宴上演唱的《霸王别姬》等，也都是极为珍贵的“中国好声音”。
中唱的版权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京剧录音，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由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合作演唱的曲目《四五花洞》，这张唱片现在也被保存在北京的中唱资料库中。1931年，长城唱片公司灌录了这张唱片，唱片一出，风行全国，“四大名旦”的称谓被国人接受，“梅尚程荀”的地位也最终确立。但此后，再无四人合作的曲目。
说到音乐唱片，不得不提老百代公司，它拥有中国最早的录音室，当年是明星云集之地。在中唱资料库中，留存着百代出品的诸多粗纹唱片，包括周璇、王人美等明星的作品。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白色的扁方形纸盒，打开，唱片封套上百代公司经典的“雄鸡”商标赫然可见，“这是解放前的唱片模版，粗纹纹路特别粗，非常重，而且脆，一摔就裂。”
看着这些封套已经发黄的老唱片，似乎听闻到了早已逝去的岁月里传来的回声。
1935年，由王人美主演的影片《渔光曲》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王人美演唱其中的主题曲。1937年，随着电影《马路天使》播出，金嗓子周璇的那曲《四季歌》广为传唱，1957年她去世时，在老百代公司录制的唱片日销售量超过5000张，持续月余。
“海选”老旧播放设备
“之前我们去欧美、日本考察过，他们多是公司运作、市场行为。像我们这样，在国家和政府主管部门支持下，全面对老唱片进行数字化保护、传承、利用，在世界上应该说是首例了。”说话的是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总经理阎华，也是“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源库”项目技术负责人。年近六旬的他，在录音技术方面可谓经验深厚。
据阎华介绍，这项工程从去年春天开始实施，北京、上海两地各有4个工作室，同时进行、同步推进，上海中唱主要负责唱片金属模版的数字化采录，北京中唱主要进行开盘磁带（音乐胶带）的数字化采录。
从某种意义上说，启动这项工程是“时不我待”。阎华解释说，对黑胶唱片、薄膜唱片而言，金属模版容易长锈；对盒带而言，开盘磁带采用的是化工合成的带基，上面涂有磁性材料，易老化、变脆，甚至碎掉，用于记录音频信号的磁粉易脱落，保存时间一般不超过50年。
“50年之后，这些声音信息很可能就没了！”阎华不无感慨。在这次工程的整理过程中，他们就发现，解放初期的一些老磁带已经出现了问题：带基老化，磁带打卷儿，打得像个麻花；磁粉脱落，成了透明带；还有的虽然音频信号尚存，但已经不起再次播放……
阎华说，在正式“干活”之前，技术组首先确立了一个标准，即“最高指标数字化采录”，“有人说我们是大炮打蚊子——没必要。其实有必要！我们是抱着最后一次采录的心态来做的，因为有些模版确实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另外，在采录时，不做人为挑拣、修改，尽可能保留老唱片的所有信息，包括噪音、杂音等附属信息，因为它们都是历史的印记。”
在正式开始采录工作之前，困难便摆在了面前。首先，一些老旧播放设备、零部件已经很难找到了，比如用于编剪、复制所需的开盘磁带，原来有西安磁带厂生产，现在已经没有厂子生产了。目前世界上只有荷兰还在生产，只能从那里进口。
适用于金属模版的唱机也不好找。比如，有很多模版孤品是“阳版”，如今根本没办法播放。阎华解释说，唱片声音最初被刻录在蜡盘上，经由三次复制到不同材质的模版后，最终灌录成黑胶唱片。在此过程中，第一次复制的被称为金属一版（阳版），第二次的被称为金属二版（阴版）。现在有许多唱片遗失了“二版”，只剩“一版”，即“阳版”。由于现今已经没有直接从“阳版”转录声音的设备，因此下一步要根据当时唱片的工艺，重新制造出能够复刻“二版”的机械设备，再从新造的“二版”中将声音采录出来。
阎华举例说，“阳版”孤品中，有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准确说，它使用了“蜡盘发声”技术，将声音刻录在唱盘上，放映时与影片同步播放，为电影配音。目前，这部影片的胶片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声音母带则保留在中唱，且是比较罕见的铜版，根本找不到播放设备。
为了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中唱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发起了播放设备征集活动，其中还包括一些设备残骸，作为零部件，都运到了北京。之后，中唱请来早年从事维修、维护的老同志，最终从十几台老设备中“拆东补西”，整合出了7台设备，用于播放母带。另外，针对唱盘尺寸、唱头性能、唱臂性能等，也都做了调整，以适应当前的采录工作。
还有不少唱片发烧友，比如北京一位“玩开盘的大哥”，自愿捐助了开盘机、消磁器、盘芯等。
一些特殊的唱针（又叫“骑马针”），也只能特殊定做，因为“全世界都没有成品”。“我们出方案、图纸，委托加工精密机械的工厂来加工。”阎华说。其实，即使有了相应的唱针，技术人员还是有一个担忧，那就是唱针对金属模版的摩擦，比如，唱针做得太硬，会使模版受损，“出于两手准备的考虑，目前我们正在参与研发如何用激光读取老唱片唱纹的系统，如果成功，将是全世界领先的技术。”
老唱片的“重症监护”
自2012年10月起，技术人员正式开始采录工作，随之而来的又是一连串技术难题。
首先说开盘磁带，非常“娇气”。在识音过程中，磁粉很容易糊在磁头上，俗称“糊磁头”，遇此情况只能停下来擦拭。为了不伤害母带，工作人员还改造了录音机：一般来说，磁带在播放过程中，会有5处磁头与磁带接触，工作人员去掉4处，只剩一处识音磁头，最大限度减小对磁带的磨损。
“我们现在是两班倒，每天工作8小时。像需要‘重症监护’的磁带，10分钟的音频往往需要采录一个星期。有时候，一段录音需要分10次采录。”阎华说。
据介绍，在国外，针对开盘磁带经常采取的是“最后一次采录法”，即把磁带放进烤箱里烤，使得将要脱落的磁粉暂时固定在带基上，以便采录。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母带从此废掉。中唱虽未尝试这样“饮鸩止渴”的方式，但对一些重要历史文献性的母带，也会通过“会诊”方式，最后确定一个“治疗方案”，并实施采录。“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当然在实施过程中，尽可能避免误操作发生。”阎华说。
金属唱片模板也不好“伺候”。工作人员首先要做的是疏通唱片的纹路，用竹针沾上绿色的专用抛光膏，将唱片纹理间的异物剔除，保证唱片在播放时唱针不会因为触碰到异物而跳针；第二步是用超声波加去离子水，清洗掉模版上生出的霉点、锈斑。去离子水不含任何矿物质，能够保证不在唱片上留下水印。
说易，行难。修复金属唱片模版的工程师说，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保存，有的模版的氧化斑点非常多，很难清洗，“一般采用超声波电解清洗，但要说洗多深，从而不伤及原有音频记录的纹路，客观上说真没办法掌握。”无奈，工作人员只能一边播放试听一边观察，然后一遍遍试着加深深度，力求清洗彻底。
清洗完之后再经过烘干，然后进行音频采样，分粗纹唱片、密纹单声道和密纹立体声三个分类进行，在此过程中同时进行曲目的切分、编辑，以及最终归档传入数据库。
在金属唱片模版中，薄膜唱片也令技术人员颇为头疼。因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压片机上直接下来保存的，也就是通常说的“阴版”，所对应的唱机需要定做。而更为棘手的是，这些唱片大多没有切边，翘曲严重，圆心不定，转起来易偏心。“当年负责刻纹的老同志们都不在世了，只有负责电镀、压片以及设备技术人员还在，我们把他们都请回来了，一起商量解决技术难题。”阎华说。
就说解决翘曲的问题，先是尝试将重物压在金属模版上，试图压平它，但作用甚微；后来，利用强磁原理，在金属模版下面放磁铁，在上面放磁片，两者相互吸引，产生强磁，将金属模版“扯平”。至于“偏心”问题，技术人员最终摸索着设计出了一套专门的工具来进行纠正。
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技术人员、工作人员只能投石问路，边实践边摸索。据粗略统计，从开工至今，将近10个月过去，已累计完成约1万盘老磁带、数千盘老唱片的数字化采录。然而这个数字，距离中唱的资源库存量，还相差甚远。
这个庞大而艰辛的工程，仍在继续……
延伸
“另存”之后再利用
“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源库”工程预计在2015年完成。据中国唱片总公司总经理周建潮介绍，这个工程最终将建立具有海量数据存储空间的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源数据库和媒资管理系统。
“数字化是第一步，是基础。在新媒体时代，老唱片也要适应潮流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在他看来，这项工程是一项传统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老唱片数字化只是一个开始，之后的传播、传承、利用，还需不断尝试、探索。
未来，中唱将面向音乐消费大众，以及图书馆、大专院校、演艺团体、通讯运营商、网络运营商、影视动漫制作商等专业机构，提供涵盖数字出版、版权交易、网络音乐教育、电子音乐教材、影视背景音乐集成、卡拉OK曲库、音乐资讯等综合性音乐内容服务。“我们希望在互联网领域中这些‘好声音’能够再度获得生命力，同时为中唱寻找到新的盈利点。”周建潮说。
另据他介绍，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伴随着老唱片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唱还对一些老唱片的母版进行编剪、修复、复制，然后用于出版发行，“现如今，黑胶唱片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我们拥有很多独有的版权资源，以黑胶唱片的形式重新出版发行，应该会非常受欢迎。”
版权意识80年前就有
在整理唱片模版的同时，中唱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名人信件、批文、合同、契约、名册、版税分配等文字档案。其中包括黎锦晖、周璇、白虹、赵元任等的亲笔信函、签名文件。
黎锦晖被誉为中国流行乐“奠基人”。当时上海的百代、胜利、丽歌等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骄傲。中唱上海公司保存着1933年9月5日黎锦晖与百代公司签署的一份英文协议。协议约定内容大致如下：自1933年9月5日起的三年期间，黎锦晖向百代公司提供原创音乐作品，每年的数量应足以录制8至12张双面唱片。作为回报，自唱片出版发行之日起五年期间，百代公司向黎锦晖支付版权费。费用以公司实际灌制并销售的留声机唱片在中国区域的零售价为计算基数，并乘以相应的比例：由王人美演唱的作品为1.25%，由白虹演唱的作品为1.5%。
协议还申明：百代公司一旦采纳了黎锦晖的作品，则应当在唱片录制时即支付一定预付款：王人美一旦录制，公司即支付黎20元申币；白虹一旦录制，且录制的首张及次张唱片的销量均在发行之日起五年内达到2000张，即支付黎12.5元申币。
在中唱工作人员看来，这份协议书提供了研究音乐版权、著作权的一手史料，“早在80年前，音乐人就相当重视版权的维护了。”
在这些文件资料中，1930年代的文档大都为英文书写，1940年代以后则改由中文撰写，还有19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给百代公司的批文、信函等。这些文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百代公司当年在中国运营的状况，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唱片业发展的珍贵史料。
“大中华”唱片
1949年6月出版的第一批唱片之一《扭向新中国》，这是人民唱片事业的开端。
《沙洲王子》
1986年出版，中国第一盒录像带。
越剧《血手印》
中国第一张立体声大密纹唱片（即第一张立体声唱片），1980年出版。
《黄河大合唱》
1959年出版，中国第一张密纹唱片。
（编辑：黄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