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答本报记者问
记者：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宗教问题？
王作安：简要地说，信教人数不断增长，宗教领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有所扩大，需要我们正确应对，妥善处理。同时，由宗教发展这一现象，人们开始思考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这是更为深层的一个问题，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深入思考。
这些年来，人们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总体上看，人们对宗教的看法更加客观和理性，不再把宗教看成完全是消极落后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认识趋于多元。我认为，看待宗教问题不能只从本本出发，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宗教放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来观察和思考。当前我们要重点搞清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信教人数的增长？如何看待宗教社会作用？如何看待广大信教群众？
记者：总是说我国信教的人数在增长，目前我国信教的人到底有多少？
王作安：我们一直讲我国有一亿多人信教，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呢？可以说是统计加估计的结果。因为有的宗教好统计，有的宗教不太好统计。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严格的入教仪式，好统计一些，现有天主教信徒550万，基督教信徒2300万，伊斯兰教信徒2100万，加起来5000万左右。佛教、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正式皈依的信徒好统计，但在家信仰的，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很难统计，只能估计一下，这样就得出一个一亿多人的结论。我认为我国实际信教人数比这个数字要大，希望能尽早摸清底数，这不仅是做好宗教工作的需要，而且对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国国情也很有意义。
记者：一亿多的确不是个小数目。作为国家宗教局局长，您如何看待我国信教人数增长这种现象？
王作安：有人说宗教局是宗教发展局，这些年信教的人多了是宗教局搞的。说实话，这是高看了宗教局，宗教局还没那个本事。我国现阶段信教人数出现较快增长，原因很复杂。有“文革”结束后的恢复性增长，也有开放条件下国外的影响，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社会分层，利益分化，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宗教由此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尽管总体来说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在提高，但现实生活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确定性增加，不管是家徒四壁的，还是发了大财的，都有不安全感，都可能信教。
尽管出现了信教人数较快增长的现象，但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基本有序，这一点可以与苏联比较。苏联解体后，出现宗教大反弹，现在俄罗斯的东正教影响很大，中亚一些国家迅速伊斯兰化，我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二是基本稳定，这一点也有比较。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宗教矛盾突出，涉及宗教的冲突和动荡此起彼伏，而我们国家，宗教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影响大局的大问题。甚至可以与欧美比较，那里移民带来的文化、宗教冲突日益深刻，而我国各宗教和谐相处，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现在看来，宗教问题不是我们原先认为的那么简单。我们曾经认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宗教意识很快就会淡化。现在怎么样了呢？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老百姓物质生活丰富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宗教意识非但没有淡化，反而出现了复兴的现象。宗教传统比较深厚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意识在抬头，先富起来的东南沿海地区，宗教信徒也有较快增长。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还有其存在的深刻根源，不仅会长期存在，在一定时期还可能会有发展。我们不能人为地去把信教人数降下来，这是做不到的，还会弄出问题来。但也不要去发展宗教，有些地方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人为地扩大宗教影响。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宗教，制定正确的政策处理宗教问题，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引导，促进宗教活动正常有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记者：看来在看待信教人数增长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少人还存在着认识的误区。现在请您谈谈第二点，即我们该如何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
王作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并受到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积极的一面，是指宗教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消极的一面，指宗教又可能被利用来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根本上讲，宗教都是主张和平、和好、和谐的，引导好、运用好、发挥好这一点，宗教就会释放正能量，对社会起到正面作用。但受到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宗教又可能成为动荡、对立的诱因。观察当今世界的宗教状况，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我们做宗教工作，就是要支持宗教界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引导宗教适应时代进步要求，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记者：这也是现在通常所说的发挥“正能量”吧。现在有很多群众信教，我们如何看待这广大的信教群众？
王作安：宗教光环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大批信教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讲，如何对待宗教，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信教群众的问题。我们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需要团结群众和依靠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将一事无成。这里讲的群众，既包括信教的群众，也包括不信教的群众。
如何看待信教群众，要从两个层面上来看。
从意识形态层面上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我们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看待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但是要看到，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要有足够的耐心，坚持不懈地去做。宗教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果我们急于求成，想立即就把信教群众从宗教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结果会适得其反，把信教群众推到对立面上去，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了。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群众里面有信教的也有不信教的，如果我们只是团结不信教的群众，不团结信教的群众，就人为地把群众分裂了，势必严重削弱党的群众基础。事实上，一个人信教与否，并不决定他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立场，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虽然信仰上有差异，但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如果任意夸大信仰上的差异，以至于成为政治上的分野，就会分裂人民群众，危害党和国家的事业。
因此，信教群众也是群众，我们怎么对待群众，就应该怎么对待他们，不能有歧视，不能有偏见。同时，要注意尊重他们的信仰，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
记者：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政策。那么为什么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王作安：主要有三条理由：一是尊重规律，宗教会长期存在，不会依照你的意志而改变，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或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二是尊重群众，要团结信教群众，必须尊重他们的信仰；三是尊重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要尊重，还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主要内容，我概括为“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信教和不信教都有自由。公民可以自主选择信教或者不信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涉。不能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简单理解为保护宗教的政策，而是保护公民在宗教信仰上自由选择权利的政策。
二是坚持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就是国家政权与宗教组织相分离，这是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前提。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干涉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宗教必须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不得干涉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国家对待各个宗教一律平等，不能利用国家政权压制或者扶持某种宗教；宗教界人士通过合法渠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三是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既要做好教徒，也要当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有底线：首先是法律规定，我国是世俗国家，不是宗教国家，要把握好国法与教法的关系，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不能把教法置于国法之上；其次是他人权利，不能干涉别人的自由，侵犯他人的权利；再次是公序良俗，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尊重文化传统和社会伦理道德。
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记者：宗教问题相当复杂，宗教工作又十分重要，这就牵涉到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问题，请您谈谈这方面的考虑。
王作安：宗教信仰是思想认识问题，但宗教活动会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就是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
一要纳入法制。宗教工作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尊重规律，依法办事，不能想怎么管就怎么管。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工作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由主要依政策办事向依法管理转变。用法治的方式处理宗教问题，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推进依法行政，这是大方向。
二要建立规范。要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完善各项具体规定。如宗教团体的登记管理制度、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登记、财务监管和民主管理制度、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和备案、宗教活动如朝觐的管理办法等。我们正在朝这方面努力，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三要破解难题。宗教事务管理中还面临许多难题，要探索管用办法，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打击犯罪、抵御渗透，维护宗教领域正常秩序，把受到境内外势力蛊惑的信教群众团结过来，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
四要提供服务。要把管理宗教事务同服务宗教界结合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体现管理，管理要“有理、有据”，服务要“有情、有意”。比如，要帮助宗教活动场所改善基础设施，实现水、电、暖、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全覆盖，逐步改善宗教活动场所的基础设施和各项生活条件。再比如，要加快推进宗教教职人员纳入社保工作，使宗教教职人员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我还要特别强调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问题。拆迁宗教房产要依法进行，充分考虑便利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要，防止侵害宗教界合法权益。要协调宗教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防止出现寺庙“被经营”、“被承包”、“被上市”等现象，坚决纠正强摊、强索、强捐、强圈等侵权行为。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