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余光中与古运河畔的无锡侨谊实验中学学生交谈。
余光中
“春天，遂想起
江南，唐诗里的江南……
……
春天，遂想起
遍地垂柳的江南，
想起
太湖滨一渔港……”
办公室的门打开，50年前站在湖畔怀恋江南的那个年轻人如今满头白发，但举止间的儒雅一如当年。握手间，手掌温暖而有力。他就是被香港作家林沛理称为“语言的魔术师”、陶杰许为“用中国文字意象之第一人”的诗人——余光中。
余老今年84岁了，谈到兴奋之处，仍会眼眸一转，闪动灵光。南方口音，却字正腔圆，鲜明的国语腔调在台湾显得与众不同。他现仍在台湾中山大学任职，办公室的大半壁江山都让书橱占了，连地上都堆着几摞高过膝盖的书。窗外风景独好，抬头眺望就是碧海蓝天。余老兴奋地指着窗外说：“那就是台湾海峡啊！”
于是耳熟能详的《乡愁》立刻浮现脑海——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1 一生漂泊，不变是乡愁
但中国的太阳离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
——《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194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分水岭，也是余光中人生的分水岭。21岁的余光中站在来台的轮船上，内心跟眼前渺茫的大海一样没有着落。不知前方的岛屿是何光景，也无法预知身后的故土何时能返。他更不知道，这一等，竟然是43年。
余老感叹：“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余光中于1928年农历九月九日出生在江苏南京。这一天，是中国的重阳节，本有辟邪避难的寓意；而这一年，中国内忧外患的局势依旧严峻，他少年时代在祖国的生活，大部分也就是在逃难中度过。他曾说过：“这母难日也正是我民族灵魂深处蠢蠢不安的逃难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母亲一路奔走，经过上海、香港、昆明等地，最后抵达重庆与父亲相聚。在这文风颇盛的巴蜀之地，他度过了一段快乐、自由的时光。当时就读的南京青年会中学，位于江北县悦来场，德高望重的晚清拔贡“老夫子”启迪他的国学，关切而严谨的英文老师则是他的外文启蒙。同学之间相互勉励，奇书共赏，奇文共议。回忆当年，余老说：“后来考入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转学厦门大学、台湾大学，文学基础却是在这里起步的。”
在历史的洪荒里，个人的命运常常不由自主，1949年他也不得不随家奔赴台湾，离开故土。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就以榜首之资考入国防部，担任少尉翻译官，不久出版诗集《舟子的悲歌》和两部翻译作品《梵高传》《老人与海》。正值青年的余光中踌躇满志，未来正等着他开拓，心中的乡愁尚未明朗。而思乡渐渐酿成一种愁绪，是在他去美国之后。
“人往往是在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土地之后，反而对故乡有更深刻的认识，”余老身子前探，狡黠一笑，仿佛在揭开一个秘密，“在台湾，我们还分大陆和台湾，可到了美国就不管了，都是一个中国。”凡华人所在之处，思念祖国的情愫总是共通的。一开始他只是思念台湾，思念家中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进而思念生他的南京、育他的四川，思念古诗词里吟咏的山岳江河……随着日子流逝愈多，怀乡之情便日重。1972年，他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一首《乡愁》日后传遍两岸三地。完成诗作虽仅用20分钟，而这笔尖淌出的浓浓乡愁，却在心中酝酿了20多年。从“旧大陆”迈向“新大陆”，经历西方文化的熏染，余光中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不管他走到哪里，不忘是故乡的方向。
一生辗转，最后他定居台湾高雄。南部的12月，阳光明媚依旧，平均气温20摄氏度，让人丝毫察觉不出冬天的痕迹。而对余老来说，秋冬之际，愈是怀乡情浓之时。他一边挥着手，一边自豪地说，“秋天桂花开，桂花香从长江一路向下游飘，台湾也有桂花，可是不成气候。而到了冬天，我就想起在南京，外面下雪，我们在屋里烤火炉，多有冬天的味道嘛！”
余老这样总结自己漂泊的一生——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为什么大陆一定是母亲？他说：“‘妻子’是不一定的，更别说‘情人’和‘外遇’，但‘母亲’是与生俱来的，烧我成灰，这汉魂唐魄也系在那里。”
2 乡愁太深，中国结太紧
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我的回答是摇头/说不出是什么东西/鲠在喉头跟心头
——《中国结》
在余老家中的书桌上，摆着一块很普通的老瓦片，这老瓦片并非稀罕的古董，他却视如珍宝。余老讲述了这块老瓦片的故事：
2005年，他偕夫人范我存首次回到江北县悦来场——他曾经就读的学堂。他仍能想起当年的老夫子，步履缓慢，仪态从容，身穿长袍，戴黑帽；老夫子坐着给学生念《爱莲说》时，如何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之声，随情转腔，一咏三叹。
故地重游，竟是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之后，60年前在此求学的情境历历在目，而今学堂却已不在，仅留下一地瓦片。过往的村民用他熟悉的四川话对他说：“捡一块瓦片回去，算是纪念嘛！”余老唏嘘，拾了这块老瓦片，渡过台湾海峡，带回家中，写下《片瓦渡海》。
乡愁如那中国结，一绳一结都紧紧系在心里。余老说：“我的乡愁有三层，首先是地理上的，其次它不局限于一地一山一水，而是对整个大中国的怀乡，更是我对中华文化的归属。”
生于南京，但父亲是地道闽南人，母亲是江苏武进人。少年随母先后到过上海、昆明、贵阳、重庆、四川，而未曾踏足的江北西塞，他早已在古典文学中“耳濡目染”。所以余光中所怀之乡，不只是南京，也不仅是长江之南，而是泱泱大中国。
当我怀乡/我怀的是大陆的母体/啊，诗经中的北国/楚辞中的南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始终是余老文学生命的血液，他众多的诗作，不仅是对古人的痴情解读，更是重新构筑自己的灵魂。写李白，他作了《念李白》《寻李白》《戏李白》《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写屈原，他作了《汨罗江神》《漂给屈原》等7首；更有追荆轲的《刺秦王》，忆王嫱的《昭君》，怀李广的《飞将军》，念苏轼的《大江东去》……
乡愁道不尽、说不完，余老说：“终我一生，这方向是不变的。回乡之前，写怀乡；现在，写还乡。”2008年，余老为《乡愁》赋了新句：未来/乡愁是一段长长的桥梁/我来这头/你去那头。
我问老先生，乡愁那么深，怀乡时哭过吗？
他收回目光，沉思，摇摇头：“不，它不是那种刚烈的痛，也无法一时倾泻，而是延绵不绝的。”余老说他听过很多《乡愁》的诵读版本，有的读得激情洋溢、甚至泪流满面，其实诗的底蕴是淡淡的哀愁。诗中所用之词“小小的”、“窄窄的”、“弯弯的”、“矮矮的”，看似轻浅，却蕴含着剪不断、抽不掉的怀乡愁绪。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深深滋养于他视为根底的中华文化，余老说这场文化传承的接力赛任重而道远，他要传好手中的那一棒。20年里，余老已往返大陆60多次，在这一来一往中他想为文化传承做些事。2010年端午节，他辞掉众多社交邀请，专程到湖北秭归参加屈原祭奠，并现场朗诵其作《秭归祭屈原》。溯江流而上，5年前他已在屈子怀沙自沉的汨罗江边，带领30万民众诵读其新诗《汨罗江神》。他将屈原视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是华夏子孙精神家园的回归，后人不能忘。
余光中曾说：“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所寻觅，半径就是中文，我要把中文这个半径再延长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他热心参与大陆各地举办的文化活动，捧场江阴民歌节，用朴素诙谐的语言讲述现代诗的心得；重阳佳节，他在千年历史的大运河畔吟赤壁、赋新诗；赴北大任驻校诗人，与年轻学子分享为学经验。
3 “中文最伟大、最美丽、最辉煌”
凡我在处/一笔在手/便是长城
——《余光中对话集》
“What do you want to do when you grow up?”
“I want to be a writer!”
回忆60年前，在厦门大学回答英文老师的提问，余老笑着说：“当时朦朦胧胧中我觉得文字会是我以后的方向，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看古典小说，读诗词曲赋，也觉得中文还没有被古人写完，还有发挥的余地。”
17岁的余光中已经开始写诗，并发表第一首诗《沙浮投海》。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也于他台大毕业时完成，为了出版，他还与梁实秋先生结下缘分。
诗集编好，余光中自信满满地去请梁实秋先生为其写序。梁当时也爽快地答应，可是等序文写好，余光中一看却皱了眉头。原来序文只是一首分三段的诗，且内容与诗集并无联系。年少气盛的余光中不买账，当场把诗序退还。后来等诗集出来了，梁又重新写了一篇书评，并评价他：“作者是一位年轻人，但他的艺术并不年轻，他有旧诗的根底，然后得到新诗的启发，这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
余老被称为“乡愁诗人”，这名号虽为褒词，却不免局限。他给自己的文学定位主要在四个方向：诗、散文、评论和翻译，而这四个方向都离不开中文。
迄今，余老已经成诗千首，乡情与怀古为主题者不下百首，但咏叹亲情、友情、人物、咏物、世局、造化等等还有更多。余老笑说：“即使我一首乡愁之作也没写过，仍算得上多产、多元的诗人吧。”
“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余光中的散文亦毫不失色。上世纪60年代之后，他的散文如泉涌奔流，接连出版《左手的缪思》《逍遥游》《望乡的牧神》《听听那冷雨》等散文集。有人这样评价他的散文：“余光中的散文，整体的文化风度可谓渊赡恢弘，高绝超逸：通过苦读精研、耳濡目染所奠定的丰邃而坚实的国学根基，和因为亲历欧风美雨所获得的精深而广博的西学修养，决定了他足以在中西两大文化系统中自由出入，广泛比较，进而产生有关文化选择的真知灼见。”
但诗和散文的名气反而将其在批评和翻译上的光芒遮盖。余老著有大量的文学批评，早年在台湾文学改革的浪潮中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写了《再见，虚无》《剪掉散文的辫子》等评论文章。他翻译的人物传记、英文诗集、戏剧、小说等等作品，多达14部。
写了一辈子中文，其实是学英文出身。他1958年赴美进修，其后多次受邀讲学，西方艺术文明对余光中是另一种洗礼，也给中文创作新的滋养和启发。
1969年秋天，他第三次访美。41岁的余光中，人在异乡，思念台湾更担心大陆。在苦涩的寂寞中，反而觉得黑人的蓝调灵歌、白人的乡村民谣、黑白激荡的摇滚乐，更能沁人心脾，抚慰忧伤。余老表示，摇滚乐给他文学上的启发是无限的。在主题上，摇滚乐的精神是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1969年的美国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上，40万年轻人为反抗越战相约齐聚，一唱就是三天三夜。在节奏上，摇滚乐是通俗的、大众的。余老那首朗朗上口的《江湖上》便是受此影响：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不算永远？
“探索新大陆，但终究浪子回头，中文还是我的根本。”而对兼具中西文化的余光中而言，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人，就该做到西而化之。
他庆幸能用中文写作，用方块字去堆砌属于自己的万里长城，他说：“读了一辈子外文，最后还是觉得中文最伟大、最美丽、最辉煌。”
4 儒家入世的志士情怀
即使围我三重/困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缴械，那绝无可能
——《守夜人》
余老的居室坐落在高雄市中心的一栋高楼内，家具简洁，家中每样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颇为有趣的是，60年来，他和妻子谈话一直都用四川话，这川腔一说，顿时让人忘了自己身处台湾。门卫值班的中年男子说：“余伯伯是讲究之人，出来都穿皮鞋，他和余妈妈晚上经常手牵手到前面的公园散步。”满脸洋溢羡慕之情。
生活虽然平静，而老先生却并不清闲。2005年，以余光中为首，包括张晓风、李家同、王鼎钧等在内的一批台湾文字工作者，共同发起“抢救国文教育运动”，反对台湾当局的不当操作，他们提出：反对把高中国文课的时数由每周五节减为四节，反对把文言文的比例由65%减为45%，反对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改为选修。老先生坚定地说：“无论政治怎么变，中文必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长城。台湾的中文环境已经很危险了，我是用中文写作的人，有这个责任。”
爱之深必护之切。为此，他组织“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带头向台湾教育部长喊话，在“抢救国文座谈会”中积极发声。他呼吁，台湾应为中华文化做加法乘法而非减法除法，不要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中华文化是个大圆，每个人都在圆中间，中文是其‘半径’，半径有多长，圆才能画多大；半径一旦崩溃，便不成圆了。”这是他对中文和中华文化的解读。
余老自嘲：“我没有什么权力，我能控制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中文，一个是我的车子。”一部车子，让喜欢旅行的他手握方向盘，天涯海角、名胜古迹召来车前。一支笔，是他对自我的省视，更是对现实的关注。
他始终入世的。
这些年来，余老热心关注环境问题，不忍美丽的天空被污染，不忍清新的空气变污浊，他写了不少环保诗。他在《控诉一只烟囱》里声讨：用那样蛮不讲理的姿态/翘向南部明媚的晴空/一口又一口，肆无忌惮/对着原始纯洁的风景/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余老无奈地说：“古人就强调保护环境，告诫不要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杞人忧天’本是贬义词，现在倒成了古人先知，你看咱们的臭氧层都破了个大窟窿，能不‘忧天’吗？”
而对于台湾选战中出现的丑恶现象，余老曾用“退掉报纸，关掉电视”表示抗议，他在《拜托，拜托》中发出无奈的呼声：对头跟对手不要再骂了/拜托，拜托/美丽的谎话不要再吹了/拜托，拜托/不美丽的脏话也不要再叫了/拜托，拜托……管你是几号都不选你了。
余老把华夏的山河、人民、文化、历史当作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也当不掉；把中国的祸福荣辱当作身上鲜明的“胎记”，怎么除也除不掉。中国人是他最自豪的称号，而面对台湾绿营，他愤然谴责：“明明全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
余老曾说过：“对于散文，我相信；对于诗，我迷信。”他自幸用中文写了一辈子，把中文写好，他视为使命。余老把手中的笔当作他最后的武器，要做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