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图书馆110年纪事
一个图书馆存在110年了。
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老寿星。一个把自己融入万千学术生命，融入社会进步发展事业的图书馆，她110年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2012年11月4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风雪中迎送着读者，像她经年累月中的每一天。这一天，是她110岁的生日。
校友刘先期正把镜头对准雪景中的北大图书馆。“如果说北大是‘兼容并包’，那图书馆就是兼容并包的‘摇篮’。”
燕园飞雪，红楼如旧。往事并不如烟。从京师大学堂到沙滩红楼，从迁入燕园到新馆落成，翻动百年的书页，将世事缀入其间。
时代的足迹依稀可见
“亢慕义斋图书”，北大图书馆110年网页首页，一枚小小的藏书章跳入人们的眼帘。学者蔡尚思曾回忆说，“亢慕义斋”是我国第一个存有比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图书室的名字，它即德语Communism Zimmer的译音。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蔡元培校长力排顽固分子的责难，特拨了两间房子给研究会做活动场所，一间当作办公室，一间当作图书室，所以研究会为图书室起了这个很有意义而又有秘密性的名字。
1918年1月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短短四年时间里，不仅对北大图书馆进行整顿和改革，还积极引进新思想书籍，使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重要基地。这几年，李大钊写下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领导和推动了五四运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引进了中国，参与创建了一个新政党。后来成为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曾对人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大图书馆始终是进步思想的集散地，吸引着爱国图强的热血青年们集聚在她的怀抱。学者张汉清写道：“解放前几年，北京反蒋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北大是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心，民主广场经常举行各种集会。一遇学运高潮，图书馆阅览室顿时就显得比较冷清；而每次学运高潮一过，图书馆阅览室又坐满了埋头读书的学子。北大图书馆读者人数的增减，是北京学生运动的晴雨表和历史见证。”真可谓，图书馆中满目莘莘学子，且是爱国队伍里芸芸热血青年。
智慧传承百年
110年，北大图书馆的智慧之光穿越时空，烛照着一届又一届青年学生的求学之路，烛照着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治学前程。
“夹着书包去图书馆”，上世纪30年代在北大读书的张中行的行为，是北大学生生活百年不变的图景。
1957年入学的中文系教授蒋绍愚，直到现在，还常常回忆起到图书馆抢座位的情景。“匆匆地吃一口早饭，就背着书包，夹着饭碗，从食堂向图书馆走去。图书馆还没有开门，但门外已聚着一堆人，也都是背着书包，夹着饭碗，有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本子，在熹微的晨光中默默地念。”
作为“文革”后的研究生，哲学系的陈来对于图书馆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我常常怀念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去文科教员阅览室作研究的那一段生活。桌面的宽大，特别适合做考证工作的人，摆开一堆书在上面，真是自在难得。”
“一所大学的学术风格，与其图书馆藏书有密切联系。任何大学都可能有特立独行者，个别人的著述风格不说明问题；但若蔚为风气，则必定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在我看来，藏书是关键的一环。”在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看来，北大师生的“学术偏好”，和北大图书馆的收藏息息相关。
一生从事史学研究的邓广铭，在北大图书馆颇有得心应手之感。当年，吴廷燮编撰的《北宋经抚年表》和《南宋制抚年表》刚刚出书，他就及时在卡片书目柜中发现了它，并立即借出翻检。邓广铭感慨这两部书取精用弘，在编写《辛稼轩年谱》等著作时，以之为榜样。后来，这成为邓广铭一生的坚持。
1946年，去国近11年的季羡林回到北京，“我立刻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北大图书馆。”在那里，季羡林有了一间研究室。“走廊里静如古寺，真是念书写作的好地方。我在奔波数万里扰攘十几年，有时梦想得到一张一尺见方的书桌而渺不可得的情况下，居然有了一间窗明几净的研究室，简直如坐天堂，如享天福了。”
110年中，在北大图书馆里究竟诞生过多少当代学者的代表作，又有多少不朽的思想在这里萌发，如今已经难以全面统计。翻检《文明的沃土》这本学者们为纪念北大图书馆成立90周年而写就的薄薄书册，我们知道了李汝祺教授《发生遗传学》的写作，是在这里开始；数学家段学复与华罗庚在昆明合作写出的一篇群论论文，用到了图书馆收藏的学术文章；李赋宁教授当年讲授的荷马史诗，是“主要依靠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来备课、写讲稿”的……
“从求学到任教，如果不是有北大图书馆这样一座收藏极其丰富的图书馆，我也是不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治学的道路的。”知名学者侯仁之说出的，是几代学人的共同感受。
彼时的少年，或已老去；此间的少年，正在长大。唯典籍犹在，唯学术新萌。
生命已融进辉煌
北大图书馆的生命是常新的。
蔡元培、李大钊、胡适、蒋梦麟、马衡、袁同礼，还有严文郁、章士钊、顾颉刚、向达……为北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付出心智的是一个个闪耀着光芒的名字。他们殚精竭虑，把一间旧式藏书楼培育成为一座享誉中外的现代化图书馆，把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与一个国家的学术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1918年10月，北大图书馆从地安门内和嘉公主府梳妆楼迁入新建成的沙滩红楼一层，馆舍条件得到改善。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仍然计划在海内外募集资金，希望能够“从速建筑图书馆”。在他看来，要想使国家教育发达完美，就应当“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
解放初期，向达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从此在馆长办公室门前的廊子里，我们常可以看到或远或近地站着三五个穿布大褂的中年人，身旁放着一个布包。他们便是送书到图书馆来请向先生亲自检选购买的旧书店的伙友。向先生于综揽全馆馆务之余，还亲自负责中文典籍的选购。”经济学家陈振汉说。
一个多世纪中，北大图书馆经历颠沛流离：为躲避日本侵略烽火，她曾跋涉在去往大后方的征途；在文明斯文扫地的“十年动乱”，她曾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但哪里有学生哪里就有她的身影，战火无阻；哪里有学术研究，她就会出现在哪里，薪火相传。
作为知识服务者，数字化时代的北大图书馆，角色未改，使命依然。只是，在110年累积下的逾千万册印本书籍、150万册古籍之外，又有了476种数据库、5万余份电子期刊、两百多万种电子图书。只是，在人文气息、学术氛围之外，图书馆的服务融入了更多现代科技的智慧。北大的师生不仅能在故纸堆中寻找乐趣和真理，还可以用更加现代的方式与图书馆对话。“我充分享受着北大图书馆现代化服务所带来的便利。上网预约图书、查看专场讲座、利用数据库查找资料写论文等，真是鼠标在手，于片刻间书香满怀。”一位大三的学生这样说。
“北大图书馆本身是一部自我色彩非常浓郁的自传”，它“折射整个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理念、矛盾和选择。细微地道出了社会迈进的脉络和方向。”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这样说。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