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张静如先生的仗朝之年，作为入室受教多年的弟子，无论是出于这古来自有的尊师传统，还是受当今盛世修文的环境影响，总觉得需要写点文字。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党史学界有目共睹，作为学生不必费墨了。对于后辈学人，最需珍惜前人者，乃是了解、继承前辈之治学之道、育人之方，“觅其制器之器”。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主要谈谈张先生的博士生教育培养的思想。
“博士生不是考试生”：外围买球app下载博士选取路径的认识
这是张先生早年经常表达的一个观点。他的原话大致是这样的：博士不是考出来的。合格的博士生不完全是在通过博士生考试后培养出来的，一般的在你通过考试前就已经具备博士的水平了。他的这番言论主要是针对我们现行的博士生考试的一些弊端而言的，尤其是重知识、轻思想，重考试、轻素养而言。应该说，很多导师们是认同张先生的这个观点的，我自己在当了博导后更是觉得张先生这番言论虽然朴素，却实在有道理。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博士生入学考试成绩分数很高，但是研究问题的能力与其考试成绩不成比例，甚至差距很大。实实在在地说，通过几道反映本学科基础性问题的考试要想考出学生的全面素质真的很难，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博士考试又不可能像中学考试那样面面俱到，这就使得通过两门专业课的考试来选拨研究生的科学性受到损害，尤其是中国的研究生考试必须经过外语考试，更是加重了选拨专业基础扎实、研究能力卓越的研究生的难度。这种博士生全校统一、同专业统一考试制度和高考一样，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公平、防止了腐败的滋生，但无法充分保证公正。对于这个考试制度，张先生认为需要改进，但在我国特殊的国情还不能采取国外大学普遍的申请制选拔研究生的前提下，他也不认为非得废除此制度才能选拔出好学生。他的做法：
一是对于考试内容要科学，能反映学生的现实水平和研究能力。所以在考试内容上，张先生很少出死题目，基本上都是综合性很强的问题。没有一定的学术积淀，要想把这个问题回答好是不可能的；二是对考生事先作全面的调查了解。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考张先生的博士一般都要提前跟他联系，因为张先生对于考生的学术基础、素养、兴趣等从事研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都要作认真地考察和了解，如果他认为不合适，他会明确告诉你不要报考。这样事先确定人选的方式对于习惯了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学生、甚至个别学校管理人员看来，似乎不符合规则，但是熟知张先生正直为人品格的学界人士都知道他的这种做法绝无他图，只为谋得更好的学术苗子而已。
“放羊”式教学：并非放任自流
在党史学界，张先生的“放羊”理论颇为出名。他主张，对于博士生教育不要管得太死，无论是教学课程、学习内容、研究的问题，导师不要管得太多,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自己的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就像牧羊人放羊一样，把他们赶到山上就可以了，至于他们到哪儿吃草、吃什么样的草，在哪儿找地方喝水，羊完全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牧羊人不必细细管理。不知内情者，以为这是放任自流，是老师为偷懒寻找借口。如果孤立地看待放羊式教学，难免担心这样会否耽误学生？其实，这种常识性的疑问张先生心如明镜。那种疑问没有真正地理解张先生的放羊式教育的前提和真实内容：
第一，放羊不是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任何正常的牧羊人都知道要把羊领到水草丰美的地方，但是水草丰美的地方不是处处都有，一个好的放羊人就是要善于发现这样的地方，善于将羊群引导到相对食源丰富的地方，如果他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肯定不是好的牧羊人。作为好的博士生导师，一定要善于引导博士生发现最有价值的问题、学术领域，而不是教给他多少知识，即俗语所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张先生给我们讲课时，很多都是漫谈式的，不拘泥于某一个问题，重点谈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谈目前有关问题的前沿动态，谈相关学者、论著的得失短长，这些工作无疑都是在引导学生如何去“找草、吃草”。有人回忆，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在授课时，很少讲如何写作剧本，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各种问题，议论各种剧本的得失短长。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思想授课吗？博士生是要承担创造知识、思想的使命的，作为承担这个任务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应该在本科之前具备，此时再按部就班地听老师讲授本学科的系统知识是在重复过去的学习，不仅是浪费时间，更严重的是误导学生的学习研究的方向。因此，“放羊”式教学对开阔学生的视野、启发独立思维、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二，“放羊”的前提是学生素养必须好。前面我已经说过，张先生在选取学生时非常慎重，即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和强烈的研究问题的欲望。对于这样的学生，“放羊”式教学管理自然不会松懈他们学习的动力。只要对他们在宏观上加以引导，就能很容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他们内在的潜力得到开发。如果对他们约束过多，规定很多死的研究计划、学习内容，势必窒息他们的活力。所以，张先生一般在博士生入学后不久就确定一个大的研究方向或者问题，使你很快进入研究的角色，此后他不会过问具体的研究思路、进展，除非你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据我所知，我的师兄弟中按照张先生的“命题”而写出的博士论文基本上都是出色的。
第三，在“放羊”时，很强调博士生要“慎独”。博士生不仅仅是具有很高理性和自我约束控制能力的成人，且在学术研究上有了一定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学术创造欲望，一般地来说，只要导师指导大的方向，博士生会主动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的。但是，任何个体在缺乏监督的时候，都有可能松懈自己。对此，张先生强调博士生要时时注意“慎独”，要时时警惕自己，自己给自己做严格规定。除此之外，他也会用一些外在方法来敲打你、督促你，比如通过探讨一些学术界的最新问题来检阅你最近所写的研究成果。
贵在实效：重结果、轻程序的教育思路
新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对于博士生教育如何进行可以说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相类似，虽说有国外的经验可资鉴借，但不能照搬的客观情况，使其基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早期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老师们大都根据自己的认识，在积极地探索。张先生曾对博士生说道，你们幸运，我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受过博士生的教育。当然，我也不迷信国外的博士教育。博士生教育，最根本的是要在本学科领域有所创造，关键体现在博士论文上。在张先生看来，博士生教育当然要重视系统地深入读书、研究问题，但如何了解他们是否做到这一点，肯定不能时时刻刻靠导师督促，导师要把关的就是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写好了，自然说明你下功夫了；毕业论文写不好，即使你下功夫了也没用。所以，对于博士生的日常学习管理，他不大多问，对于你要读何种书、研究哪些问题，他从不强迫。你有问题向他请教，他很乐意帮助，但他不会要求你必须怎么写，最多希望你把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来，最好发表出来。他经常对学生说，做学问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积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后提高的。所以，他鼓励学生写文章，因为一篇好文章写出来了，说明你肯定看了很多书，做过深入的思考，这比你口若悬河地汇报读书心得和体会更能说明你的学习、研究情况。他这样做，我想，恐怕也有怕对学生干涉过多而影响学生自主学习、研究的兴趣的顾虑。
总起来说，这种重结果的教育思路与其“放羊”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让优秀的学生在自由活泼的学术氛围中发挥出自己的特长、展现出自己的个性。我一直觉得这种方法对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是一个有益的方法。为何中国的学生到了国外容易成为一流的学生？这与我们国内大学相对落后的教育体制可能有关，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制度能把三流的人才培养成二流的人才，却也容易把具有一流素质人才潜质的人流变为二流的人才。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恐怕太重视程序了，对具有创造性成果的重视度反而弱化了。当然，最好的教育方式是能将程序和结果统一起来。从这个目标来看，张先生的这种做法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题延伸
我国博士培养制度变迁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施行，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1983年5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这是我国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
1983年10月19日，我国培养出了首批文科博士。至此，我国的学位制度全面趋于完善、成熟。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学位条例》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
2006年教育部推动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以科研项目为引导的导师资助制改革。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