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社会如同双刃剑，有其二重性，其负面效应，部分表现为金钱拜物影响下的道德滑坡、价值崩溃、品格失落，而编辑出版界同样受其沾染。因此，重温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被茅盾誉为“开辟草莱”的著名编辑家、出版家张元济的编辑品格，接受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显得非常必要。
编辑当随时代
在清末，张元济考取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等，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已是旧式官员、前朝遗老，亲朋故老中也多守旧派人物，但他却贵在能脱胎换骨，紧随时代。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张元济自习英文，冲破阻力，办学堂招收年轻官吏“专讲泰西诸种实学”，以求打破王朝闭关自守的状态。1902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这其实是上海一所弄堂小厂，技术落后，人才匮乏，但他却高瞻远瞩，以教育为己任，积极网罗人才，在较短时期内使商务逐步发展为亚洲颇负盛名、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新式出版企业，并使其不断走在时代前列。
刘光裕在《论张元济的编辑活动》一文中指出：“大体说来，他一生的思想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从最初戊戌变法时的君主立宪派到辛亥革命时否定帝制拥护共和，接着又经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再到进入新中国成立后拥护社会主义。这六十年的中国历史，风云变幻，几经沧桑，时代的弄潮儿多少蜕变成历史的绊脚石，而张元济却能随时代前进。”当然，前进中会有曲折，如“五四”时，商务曾一度滞后于时代，但张元济却能接受挑战，大胆果断地改组了商务，起用了茅盾、郑振铎、胡愈之等有进步思想的编辑和作家，依然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
作为编辑出版家，张元济审时度势，激浊扬清，勇于开拓，锐意创新的事迹，成为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上一个堪称楷模的良好开端。
“我的事业不传代”
当前，某些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倚仗父势，挥霍父业，飞扬跋扈，横行不法。究其原因，这与平时对其放纵教育，缺少严格要求有关。张元济则不然，其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回国，表示一不愿进政界，二不愿进洋商企业，为洋老板效劳。对此，张元济表示赞同，但他接着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他还分析了儿子进商务有三不利：一是由于自己在商务的地位，进去后人们必然会吹捧他，使其失去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毁了一生；二是对自己不利，因为父子同在一处工作，在行政上将处处受牵制，尤其是人事安排上很难主持公道，会失去威信；三是对公司不利，将开极为恶劣的风气，因为“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的企业”。张元济还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能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真是铁面无私，一身正气！为了坚持这一原则，他顶撞了首创商务的鲍咸昌，其所写《致鲍咸昌函》就是明证。其实，在当时的旧社会，封建传统尚未破除，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张元济的可贵正在于此，这种原则性，今天依然可说是有助于伦理建设的“正能量”。
唯才唯新的用人之道
“用人唯才”，是作为商务最高编务领导人张元济的座右铭。他的用人之道，不是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新。他一进商务，就竭力主张更新人才结构。他善于发现人才，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编辑，组织他们编写新式教科书和教师用书。这一顺应时代潮流的系列新教材的问世，受到了广大学生、家长、教师的欢迎，既有效地促进了教育的变革，又为商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代的急剧发展，“五四”时期的商务出版物已不复有世纪初的锐气，张元济又开始考虑商务从领导到若干重要编辑岗位的人事变动，他亲至北京结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请郑振铎、茅盾主持《小说月报》，并刊登启事。张元济又善于联络人才，争取人才，如通过社会交往，他与蔡元培、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名流保持联系和合作，主动向他们约稿，还支持他们出国考察和参与其他学术活动。张元济还首创馆外编辑制，使这些人才成为馆内人才队伍的有效延伸、拓展和补充。
他还重视培养人才，办有各类学校，培养了不少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而另一培养新途径，则是通过资料室不断发展起来的东方图书馆来培养。这座拥有数十万册精良藏书的大型图书馆，是最好的自修大学，既为编辑们提供丰富的业务参考资料，又提供优裕条件促进人才成长，其中包括著名的编辑和作家。
为大于其细
《老子·六十三章》曰：“为大于其细。”又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张元济的一言一行，往往也体现着这种深刻的哲理。
他在学术思想上趋新随时，但又尊重古国文明。为了更好地保存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善本孤本、原刻珍刻，他购之坊肆，求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广为蒐觅，进而主持影印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套巨著。这一首创性工程，也可谓“天下大事”，但它却成于毫发之微。
商务印书馆“家大业大”，然而张元济却依然保持着节约的可贵品格，而且这也是从细小处做起。如他特别爱惜纸张，对馆内公事往来的手札，都是利用狭小的纸边或废纸，信封通常用收到的旧信封重复使用。
数十年来，张元济强调操守廉洁，反对营私舞弊，分清公私界线。在他的培养下，商务人形成了从小事做起的风气，他们平时私人写信，不用公司信封，偶尔用了一个，也必须写明某某“借简”。这种严格要求，似乎是小事一桩，然而小事不小，因为“千里之堤”会“毁于蚁穴”。
（作者系苏州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编辑：黄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