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国家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西班牙比尔堡：古根海姆博物馆
法国巴黎：卢浮宫前的金字塔
澳大利亚悉尼：悉尼歌剧院
西班牙巴塞罗那：米拉公寓
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
德国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
法国朗香小镇：朗香教堂
德国柏林：改建后的国会大厦“玻璃罩”内景
建筑作为一门艺术，其一般的审美特性，笔者在某些文章中，比如《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与展望》和《中国建筑的审美特性》等文中已经概述过了，那就是建筑具有雕塑的美、结构的美、装饰的美、韵律的美和诗意的美。随着现代美学的兴起，美的概念大为扩展，在艺术领域，包括建筑，至少还应加上两个美的属性，即反差的美和怪异的美。
1说：建筑的反差美
性质相反或形象殊异的两个事物构成审美效应是根据哲学上的二元对立的命题而成立的。所以，追求反差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在现代主义兴起以前就存在了。例如在欧洲，在巴洛克审美风尚流行的中欧、南欧地区，早在17世纪就涌现出来了。在“流浪汉小说”中，身份卑微而心智高超的“流浪汉”总是与身份高贵却行为愚蠢的人物周旋在一起，难怪在《堂吉诃德》中那位又高又瘦的堂吉诃德先生偏偏与又矮又胖的桑丘·潘沙形影不离。后来的浪漫主义继承了这股遗风，于是，在雨果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那位美丽非凡的女主角艾丝米拉达又偏偏与那位奇丑无比而心地善良的男主角卡西莫多难解难分。在绘画中，反差美则是崇高与卑下、圣爱与俗爱、美景与废墟、黑与白等等并置于一图。早期印象派画家马奈有一幅题为《野外的早餐》的名画——衣冠楚楚的男士们与一位一丝不挂的裸女一起席地而坐。不过这类现象那时多半见之于文学和美术作品中，在建筑中虽然也能举出一些例子，但那都不是出自同一作者（建筑师）的统一构思。例如圣彼得大教堂的主体建筑是古典式，而内部的主要装饰出自于贝尔尼尼之手，是巴洛克式的；而主体建筑与其大门前的巴洛克椭圆形广场（亦为贝尔尼尼设计）也形成不同风格并置的景象。再看法国的凡尔赛宫，它的主体建筑是古典主义的，但它的后花园布局以及某些内部装饰，尤其是华丽的镜廊却是巴洛克式的。这类现象在当时是“违规”的，只是欧洲古典主义的官方总代表路易十四偶尔也未能经受住巴洛克这位“泼辣美女”的诱惑才发生这样个别的事例。但从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建筑中追求二元反差美学效应的现象就频频出现，并日见其多了！
较早进入人们视野的这类建筑，当推耸立于柏林市中心的那座新旧并立而又风格迥异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本来是19世纪末威廉皇帝二世为纪念其父威廉一世而建造的，近似于哥特风格的新浪漫主义建筑，高113米，二战中毁于战火。战后，即1957年，人们想按原样修复它，但承担设计的建筑师埃冈·埃伊尔曼却没有铲除废墟，也没有按原样重建，而是聪明地保留了它所剩的71米高的主体残躯，作为战争的警示。同时，在它的一侧新建了一座几乎与它等高的多边形的筒式建筑与之并立，作为新教堂的象征；另一侧再建一座20来米高的空荡荡的大厅作为功能性的教堂，用作信徒们祈祷——这一设计鲜明地反映出新时代的建筑理念。尽管起初它充满了争议，但后来越来越受到赞誉。
另一个事例发生在20余年后的法国首都巴黎。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负责卢浮宫扩建工程的设计。贝氏几度奔赴巴黎，考察场地，并反复琢磨：如何在这三面古典建筑环抱的有限空间内插入一座新的建筑？最后决定以反差的美学原理处理这一空间难题，即把功能性建筑引入地下，地上只建造一个入口，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住了新建筑对古典建筑的挤压，而且门面建筑采用钢骨玻璃结构，排除砖石、水泥等建筑材料，这就虚化了建筑的物质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固有空间的广度和亮度。其门面采用的金字塔造型更是一个天才灵感的产物：金字塔乃埃及古文明的象征，而卢浮宫内就藏有丰富的来自埃及的古文物，这一造型体现出了重要内涵。
然而，正像文学艺术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审美现象刚刚出现时，几乎都伴随一阵大喊大叫一样，贝氏玻璃金字塔以及上世纪70年代诞生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也不例外。但是，凡是天才智慧的产物往往都具有征服力，故随着时间的推移，束缚着多数人的审美惰性渐渐地被化解了，而变成一片叫好声！
君不见十几年前，当北京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刚公布时，也立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有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49名院士）联名上书中共中央，试图依靠行政力量来推翻这一业经专家评审委员会通过的设计方案。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指责该设计与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等建筑“不谐调”！可惜，这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富五车的知识里手，却在现代审美领域失语了！殊不知，欣赏现代艺术或建筑，不仅需要知识，还更需要实践和体验。我说过：一个经常接触现代艺术的出租车司机和一个很少涉猎这一领域的科学院院士，在对同一件现代艺术作品或建筑发表意见的时候，我相信前者的见解可能比后者要在理！
是的，在传统的审美概念里，特别是按照欧洲古典主义的美学原理，“谐调”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但如前所说，这条原则早在17世纪就被突破了！20世纪以来，“不对称”更成了现代美学理论的一条新的原则。这是1970年分别在罗马和威尼斯举行的两次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得出的共识。难怪，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安德鲁曾强调：“我要的就是一条弧线！”很清楚，他追求的就是一座没有棱没有角、与周围建筑“不争不吵”而形成“反差”的建筑，以避免跟“有棱有角”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等建筑去争锋。因此安德鲁的这一条“弧线”，实际上成了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建筑理念的分界线。从现代建筑学角度去看，安德鲁用这一条弧线，也就是用反差的美学原理来处理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附近的空间难题，是可取的，它体现了建筑学在“后现代”语境中形成的一个新的理念，即“对话意识”：首先，在态度上，它既尊重古人或他人的既定存在，同时也不掩盖自己的时代标记和价值取向；其次，在行动上它对前人或他人在体量、高度和色彩上不采取“争”的架势，而表现出“让”的姿态。上世纪末德国科隆大教堂近旁新建的一座二层楼的艺术博物馆，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近年来我国诞生的奥运体育场“鸟巢”身边低矮的“水立方”游泳馆，也是设计师自觉之所为。
在国际上，所谓“后现代”建筑的最新表现是兴起一股“嵌入式”建筑的思潮，即在传统建筑中插入一座风格与原建筑毫不相干的新建筑：有的从外面“开膛嵌入”，有的则从“腹中撑开”。前者如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后者如柏林新改建的德国国会大厦中的议会厅及其楼顶耀眼的“玻璃罩”。这类现象在小型建筑改造中更不乏其例，近年来笔者在中欧一些国家如德、奥、瑞士等国就目击过不少。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建筑如今也不少见。如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原是一幢教授别墅，现在在保持外观不变的前提下，被改造成一座明亮、别致而实用的艺术学院的办公楼，用的就是“挖腹换脏“式手法，广受好评。现在，北京古城内许多有年头的住宅或四合院的改建，采用的也都是这种方法。
2说：建筑的怪异美
美与“怪”相联系，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吃惊的怪事。是的，当带有一种新的时代特征的美刚露头的时候，总要让人经历一段惊异、摇头甚至咒骂的过程。
君不见，在17世纪的南欧和中欧，当一种“怪怪的”的艺术风尚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巴洛克”出现以后，一直被艺术史家们冷落了将近200年！因为在这期间，美的形态和法则被以法国为中心的古典主义垄断了！好在事物有它自己的法则，即作用与反作用。后来在浪漫主义兴起的时候，对古典主义发起有力反击的斗士，恰恰都来自法兰西，如美术界中的德拉克罗瓦、音乐界中的柏辽兹，特别是文学界中的雨果。雨果向古典主义者发难时，一句最有力的话是：你们所认定的美只有一种，而丑（即没有被古典主义者划入美的范畴的审美对象）则有千百种！20余年后德国的美学家罗森克兰茨于1853年出版了一部论著，叫《丑的美学》，从理论上为怪诞的美鸣锣开道，惊世骇俗。又过了30余年，即1886年，瑞士的艺术史家沃尔夫林经过对文艺复兴与巴洛克的深入研究，出版了一部重要论著《文艺复兴与巴洛克》，雄辩地论证了巴洛克非但没有背叛文艺复兴的传统，相反，恰恰是巴洛克继承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创造精神”。又过了10年，美国美学家桑塔耶纳新出版的论著《美感》也为“怪诞”正了名，指出怪诞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重新创造”：它“背离了自然的可能性，而不是背离了内在的可能性。然而，正是内在的可能性构成这些创造的真正魅力”。因此“出色的怪诞也是新的美”。这等于为怪诞从旁门左道走入美学殿堂开了通行证。
这期间，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建筑领域都开始出现破常示异的作品，就激烈的程度而言，尤以建筑为甚，其最杰出的代表当推西班牙的高迪（1852-1926）。如果说，他始建于1883年的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的设计已是石破天惊，那么他的落成于1912年的同样位于巴塞罗那的米拉公寓则更令人目瞪口呆！设计者以曲线手段颠覆了通常以几何造型为基础的欧洲建筑的一切要素，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审美习惯；它仿佛是在一块巨大的海绵上雕刻出了许多的阳台、过道和天井，而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连每件室内陈设都不一样。不难想象，这个完全陌生的“天外来客”立即引起巨大的争议，而且遭到最难听的谩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包含着天才智慧的怪诞建筑，牢牢荣登在世界现代建筑史上，即使到了“后后现代”的今天，它依然是经得起推敲的先锋之作，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不及等到它的百岁华诞，就于2005年将它连同包豪斯教学楼和悉尼歌剧院一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而使它成为现代美学殿堂里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二战后，创作的多元格局成为更广泛的共识，在所谓“后现代”的语境里，艺术家们的想象更自由了，同时个性色彩也更鲜明了，凡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包括建筑师）都以重复为耻，即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他们要求每件作品都成为“我”的“这一个”。不难想象，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代建筑景观中的千奇百怪现象。但这是人类建筑史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而且人类为其投入了可观的天才智慧，留下了不少里程碑式的建筑，仅就20世纪下半叶而言，至少下列5座建筑都值得一提：
朗香教堂 它位于法国西部一个较偏僻山区的同名小镇，建成于1955年。这座只能容纳200人的小教堂（外加一个万人广场）解构了欧洲历代教堂的一切特征：你看它那沉重的屋顶，好像一床快掉下床来的厚厚的棉被又被翻了上去；它的墙壁无不弯曲甚至倾斜；它的窗户高高低低，而且形状和大小各不相似。一般人很难解读它的哲学或宗教寓意，好像它被作者赋予了一种神秘性或曰多重解释性。它出自于赫赫有名的瑞士出身的法国建筑师勒·科布西埃之手，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主义四位建筑大师之一。设计之前，他曾不止一次去当地考察，并进行了认真的构思。这座建筑以结构复杂、细处简洁为特征（与传统教堂相反），构想出了一种“视觉领域的听觉器件”，它“像人的听觉器官一样的柔软、微妙、精确并不容改变”，从而“成为人与上帝之间沟通的渠道”。
悉尼歌剧院 它始建于1957年，竣工于1973年，施工的难度极大，工期整整延长了10年，造价追加了11倍，以至使国会为此屡屡争吵不休，甚至还迫使设计师中途拂袖而去，再也没有回过东道国。设计师是丹麦的伍重（Jorn Utzon，1918-2008），他是32个国家233个竞标方案中的曲折胜出者。这座不同凡响的建筑奇观最早大胆地使用了巨大的壳体，一举抹平了顶和墙的界线。但它看起来并不“丑”，甚至可以说很美，因为它像群帆归步，很有韵致，富有诗意（但作者晚年袒露，其创意来自橘子的橘瓣）。然而它一看就不像是一个剧院，因而颠覆了以往所有剧院的样式和规范。从这点上说，它就成为很“怪”的异类了！作为“世界遗产”，它是所有拥有这一身份的建筑物中最年轻的一个——刚过而立之年即进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它的诞生使悉尼埠头出现了一座绝妙的巨型艺术雕塑奇葩，它与周围环境——海面、大桥、高楼浑然一体，相映成辉，是建筑与环境相得益彰的典范。它成了悉尼这座国际名城一道绝美的风景线，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澳大利亚的文化形象，并且有力地为“后现代”建筑争了光！它也是笔者心目中的建筑皇冠。
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 它位于巴黎塞纳河右岸，是个彻里彻外的裸露建筑：无数用于建筑结构的钢骨铁梁与数不清的水、气管道交错在一起，看起来很像是个炼油厂或化工厂，与巴黎的传统建筑形成强烈的反差。作为一座总统蓬皮杜亲自主持建造、承载四大文化功能（图书馆、艺术馆、工业创造中心和音乐研究所）的国家级巨型建筑物，以这样怪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建筑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但它是从681个投标设计方案中遴选出来的，经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批准，建筑师是已经享誉世界的皮亚诺（意大利）和罗杰斯（英国），这可不会是儿戏吧？但尽管如此，当它破土而出时，还是冲击了许多人的审美口味，骂声不绝。然而这种喧闹声后来还是被时间沉淀了下来，今天，任何人写现代建筑史都无法绕开它。
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 古根海姆是美国的一位富翁，他的财富专门用于世界连锁博物馆的经营，故世界各地有许多家同名博物馆，其中早先享有国际盛誉的是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为第一代现代主义经典建筑大师赖特所设计。西班牙的这座古根海姆博物馆建在西班牙一个正在衰落的城市——比尔堡。这座建筑的“怪”在于它是由一系列的双曲面的体量组合而成，曲线是它的基本造型原则。它的外立面乍一看根本不见门窗。其设计师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先锋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美国）。也许它在时间上离我们很近（1997年建成），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吧，故当它横空出世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负面的舆论爆炸，而比尔堡这座原本已沦为“破落户”的城市也因它一下子光鲜了起来！可谓一个“怪”建筑救活了一座“病”城市。
时间和空间离我们最近的一座举世皆知的“怪建筑”当推国人最熟悉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场，即“鸟巢”了！其天才奇想来自仿生学。作者将这座举世瞩目的国际大型体育场设计成一个巨大的“鸟窝”，一个生命憩息的家园。当万千运动健儿从五洲四海飞来于此济济一“巢”的时候，立即唤起全球几十亿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观众对世界和平、四海一家的宽慰感！在美学上它采用大曲线，极富运动感，这与欧洲17世纪十分流行的“巴洛克”审美风尚相呼应。结构上，它让所有看似杂乱无章的钢条衔接裸露在外，这又与中国传统建筑惯于外露的结构特征相谐和。而场内的碗状大贴面更是采用了大面积的“中国红”，这就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东道主观众的陌生感。这座石破天惊的建筑物不仅为首都北京的中轴线增添了一座新的地标，其天才的创意也为世界当代建筑史书上了新的一笔。此外，“鸟巢”的两位杰出建筑师——瑞士的赫尔措格（号称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茨克奖获得者）与德国的德·梅隆也有一段佳话：两人从幼儿园起就是好友，因而这次合作的成功堪称这对建坛双璧不朽的友谊纪念碑！
总之，一般公众的审美趣味往往带有惰性，常常需要有人在他的额头上击一猛掌，才能使他醒悟。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兴起以来，创作中常有人提倡“间离法”或“陌生化效果”，就是要你换一个角度观看审读，引起你对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的惊异感，以便重新认识那些熟悉的事物。而先锋艺术家或建筑师的价值则在于：不断震撼你的视觉、听觉和感觉，让你醒悟到，世界上好看、好听、好读的东西远远不止你所熟悉的那些，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要勇于探索，美的天地大着呢！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