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主编，一定要考虑杂志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日前召开的首届滨河海学术期刊创新论坛上，《世界经济研究》杂志主编张幼文在听完嘉宾发言后不由地发出这样一句感慨。
张幼文的这句感慨，无疑是很多刊物主编的心声。对学术期刊主编来说，要考虑未来、把握方向，首先要做的是理清学术期刊目前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未来的改革发展找到路径与方向。而这正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杂志社举办此次论坛的目的所在。
现象：只见排名不见数据
问题：数据利用不到1/10
排名表or数据库
被忽略的价值
在《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看来，学术期刊界目前正在夹缝中求生存，而出现这种状态是因为10个关系被颠倒了，这其中就包括学术期刊与评价机构之间的关系。仲伟民认为，尽管现在有些评价机构努力完善工作、改变形象，但也有些评价说穿了就是学术期刊排行榜。“不是不能评价，而是评价要做到公平公正，要数据和专家相结合，让相关专家和期刊专家参与进来。”
此外，仲伟民批评部分学术期刊只关心评价的两个内容，一是哪些期刊进入“核心”，二是核心期刊的名次，自己的期刊排在什么位置，“甚至有学术期刊平时并不是忙着发好稿，而是忙着做数据”。《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朱剑对此表示，当评价某一类期刊、某一个群体时，运用这样的统计数据是有道理的，但当评价某个具体问题，尤其对某个期刊、某个学者或个人进行评价时，仅看数据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或问题，就需要对数据做进一步研究。“现在我们对这些数据的利用连1/10都不到，大家只见排名不见数据，如果你深入到数据当中，它提供给你的丰富信息远比排名表更有意义。这个情况应该引起期刊人的关注，也应该引起评价机构的思考。”
《学术月刊》总编辑田卫平对评价持肯定态度，认为全国3000余种学术期刊的办刊主体不同、编辑水平高低不一，因此存在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推出“核心期刊”来评价人文社科期刊是大势所趋。
“评价是把双刃剑，用得好还是有意义的。”田卫平认为，现有的5个评价系统，由于侧重点不同、指标权重不同，因此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大方向是正确的。“相信，通过不断改进、完善，是能基本上反映中国学术期刊实际水平的。因为，作为一个多年从事编辑出版的办刊人来讲，你只要翻阅一下期刊每年的总目录，哪本学术期刊当前处在什么水平上，还是心中有数的；而这5种评价体系所筛选出的排名靠前的核心期刊，还是能大体上反映学术期刊现状的。如果人文社科期刊能够以这些数字作为评价依据，再由社科院、高校、人文社科期刊界3家组成评审团，对刊物的发稿流程、出版机制、编辑素质做全面的考察，还是能够评选出真正意义上具有权威性的核心期刊。”
现象：综合刊多专业刊少
问题：很难有固定的读者
综合性or专业性
自救已经开始
目前，学术期刊存在着“综合多、专业少”的问题，也就是综合性期刊偏多，专业类期刊数量偏少。对此，仲伟民直言，综合刊和专业刊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这也是目前学术期刊界最大的问题之一。朱剑更进一步指出，大多数学术期刊都是综合性的，这直接导致一些刊物很难有固定的读者。
“从学术界的实际情况来看，专业刊比综合刊更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在仲伟民看来，尤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在中国学术有了较大发展的情况下，学术界对于专业刊的需求更加强烈。张幼文从面对互联网挑战的角度，也认为专业刊在满足读者需求方面比综合刊更具优势。“对教师和研究者来说，不订专业性刊物很可能就会脱离专业的发展方向、不了解专业的学术前沿，而综合性刊物是将多种领域的文章集合在一起，其中读者所需领域的文章从网上也能够找到，这就导致一些读者很少去直接订阅综合性杂志。”
既然学术界需要更多的专业刊，那么，综合刊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呢？“目前不是综合 刊太多了，而是专业刊太少了。学术同样需要综合刊，综合刊也应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仲伟民对这一问题回答得直截了当，坦言尽管综合性学术期刊存在很多问题，但站在主编的位置上，他本人更偏向于办综合刊，而并非专业刊。“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多年做历史研究，我本人喜欢专业刊；但作为一名主编，综合刊更能实现我的办刊理想和愿望，比如这一期外围买球app下载某一个问题我想发一组稿件，如果是专业刊就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那么，综合刊要想在未来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又该如何去做？对此，仲伟民建议综合刊要提高办刊水平，要有问题意识，不能将综合刊办成简单的大拼盘，而这恰恰是目前大部分综合刊存在的共性问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总编辑姚申认为，对综合性刊物来说，专业化道路或者说局部专业化、小综合版，在其未来的改革方向上是值得刊社考虑的。
事实上，综合性刊物谋求生存空间的“自救”已经开始——21家综合性刊物成立联合编辑部，对拟在各刊发表的文章同步进行数字化、专业化编排，在主要一级学科联合共建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系列专业期刊以专业性见长，在中国知网首页开辟专区呈现，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报》、《文学学报》、《历史学报》、《哲学学报》、《政治学报》、《经济学报》、《法学学报》、《社会学报》、《教育·心理学报》、《传播学报》等，为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改革与发展探寻了一条实践路径。“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下面会走得非常艰难，但我们会坚定地走下去。”仲伟民说道。
现象：发行量大幅度下滑
问题：只能依赖网络平台
靠平台or共同体
纸刊艰难抉择
如今，在线阅读是读者获取期刊学术资源的主要方式。对此，朱剑直言“数字化期刊要全面取代纸本已经成为事实”，而这句话其实并非危言耸听，纸本发行量大幅下滑的确成为学术期刊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朱剑看来，现在纸本之所以还有一些发行量，主要是大学图书馆还在订阅，“可这个订阅量也已经大幅减少，我们学校图书馆以前对著名大学的学报或者各社科期刊的订阅量都在几十本，因为要发给各系的资料室，现在基本就只订两本，一本放在期刊阅览室，一本留着将来装订”。
为挽救发行量下滑的颓势、吸引读者对刊物的关注，一些学术期刊希望建立自己的网站，以所有文章开放获取的形式吸引读者下载。“但这个访问量非常有限，一本刊物如果没有鲜明的学科边界和问题边界，很少会有人定期专门跑到你的网站上去，你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和体量，人家才有可能关注到你。”《南京大学学报》曾经进行这种尝试，因此朱剑对采用这一模式并不看好。
一面是纸本发行量的持续下滑，一面是自有网站有限的访问量，于是学术期刊似乎只有加入网络出版平台这一条路可以选择。“如果不依靠这些网络平台，我们就要失去最广大的读者。”仲伟民感慨道。但面对网络平台成为主导学术期刊传播最主要平台的这一状况，仲伟民认为，现在学术期刊和网络平台之间的主次关系被颠倒了，因为与学术期刊实际运营的费用相比，网络平台支付的报酬实在有些微不足道。
“从长远来看，没有高水平的原发刊，网络平台早晚会成为无源之水，如果网络平台没有反哺的做法，没有支持学术期刊的做法，其运营也很难维持长久。”仲伟民认为，学术期刊和网络平台的关系之所以被颠倒，最重要的内在原因是学术期刊没有自己的共同体，只有建立共同体，大家同心协力，学术期刊的进步和发展才有希望，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仲伟民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文史哲》杂志副主编刘京希的认同。他表示，网络平台就那么几家，他们处于垄断地位，这确实对学术期刊造成了巨大压力，使之不得不加入其网络体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数字出版的多元化。如果建立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共同体，我们就会以更有利的位置或者更大的筹码与这些已有平台展开竞争，这样数字出版形势可能会大为改观”。
建立共同体无疑是美好的愿景，但从现实情况看，能否实现、何时实现都还是未知数。那么，面对数字化的汹涌大潮，学术期刊当务之急应该做些什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来看看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吧。朱剑分析说，纸本时代学术传播的最小单元是期刊，而数字时代学术传播的最小单元是单篇论文。“期刊的弱化和单篇论文的走强是我们无法避免的，这使得以纸本为中心的刊物必须变革，否则就会被时代抛弃。但现在很多纸本期刊的数字化跟整个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严重脱节，认为把排版文件转换为PDF文件放在网上就是数字化。这是以纸本为中心的编辑工作，是建立在纸本基础上的数字化，不把纸本做出来数字化就不存在。”
刘京希将这种先纸本的数字化称作“初期形式”，认为学术期刊未来10年应从初期形式向高级形式转变，也就是从数字化向数字出版转型，比如探索提前数字出版、运用手持移动终端等，这种转型越早做到，学术期刊所处的位置就越有利。朱剑则希望通过以数字化学术期刊为基点的顶层设计来推进学术期刊改革。“数字化学术期刊现在还是一张白纸，如果能以此为基点，对结构布局以及整个体系、分布、运作、传播进行顶层设计，改革就有希望成功。这种顶层设计最关键是要认识到纸本学术期刊跟数字化学术期刊的区别，前者做得再强都是单个刊，但后者却是一张网，这张网遍布学术界，在学术界这张网上的任何一个点，不管是中心点还是边缘点，你都可以把它最好的东西从这个点上提出来，这是纸本期刊永远做不到的。”朱剑的这一建议，对于推进学术期刊改革也许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编辑：黄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