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高校最早的哲学系——北大哲学系成立一百周年。北大哲学系开启了现代中国的哲学学术之门，蔡元培、胡适、熊十力、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贺麟、朱光潜、张岱年、任继愈、周辅成、张世英等著名学者曾经在此任教，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来的《燕园问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录了北大哲学系的一些往事，文字沉静素朴，读来并不沉闷，像看到北大哲学系院墙上的紫藤一样，感觉诗意盎然。
冯友兰那一代学人，承继了朱熹、王阳明等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融合成为中国气派的哲学话语体系。陈寅恪称之为“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这种打通中西的哲学创造体现了“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文化立场。那一代哲人之所以能够在旧学与新知之间游刃有余，除了极深的学术功底外，更重要的是有着勇于担当的学术自觉。
北大有发惊人之语的传统。冯友兰自称常发“非常可怪之论”，张岱年自称“颇多违俗之论”。没有“可怪之论”、“违俗之论”，思想难免会流于平庸。没有学问支撑的怪论是哗众取宠，而源自深厚学识之上的可怪之论则往往是超群的大智慧。这些年来，外围买球app下载老北大的奇言异行的书籍层出不穷，但大多局限于奇闻轶事和传说，少有回到思想现场的理解和同情。陈来对于冯友兰的“可怪之论”有着细致的描写。如冯友兰认为，从孔子到王船山再到毛泽东，从“理在事中”到“实事求是”，都体现了“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的哲学理论。这一思想线索突破了既有的观念模式，不仅提供了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另外一个视角，也提醒人们用更广阔的学术思路思考问题。张岱年所提倡的“创造的综合”，就是对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的批评，将中国古典哲学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整体性把握。
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离不开对古典哲学的诠释。古典哲学是新哲学的营养和来源。北大哲学系十分注重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研究不仅是追溯过去的学问，而且也是追问未来的学问。正是由于拥有一批致力于源头性学术研究的学者，北大哲学系才有关切当下的底气。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特点是“真善同一”，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道德完善、修养锻炼的过程。这种“知行一致”的学术态度实质上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学术与人格是不可分的。
北大哲学系有一种津津乐道的学术风气。冯友兰等哲学家并不刻板严肃、绞尽脑汁，而多是从容平缓、风趣诙谐，有一种细细体会、娓娓道来的思想快乐。陈来在《冯友兰先生小传》一文中这样写道：“其为文不事雕琢，平易明白；与人言缓而有条，不乏风趣；授课喜引笑话，颇见幽默。”哲人的平易和幽默是志道思精、论心讲道的结果，是极深的学术功夫，也是道学气象的体现。冯友兰等哲学大家不仅致力于阐发中国哲学中的永恒价值，而且也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精神内化为人文品格。宗璞在回忆饱经沧桑的冯友兰的晚年生活时说：“他总处于一种怡悦之中”（《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这种怡悦是一种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也体现了其深思知意的学术风范。大师的博学令人仰之弥高，大师的平淡让人在亲和中感到敬畏。
《燕园问学记》中记录了作者与学术大师对话的许多情形，从中可以看到师生思想互动的温暖景象，这是大学校园里最美的风景。如在谈到王船山的体用观时，当年的陈来不太明白。对此，张岱年先生解释说：“王船山他在山里写书，也不和别人讨论，所以很难懂。”大师的宽容和善可见一斑。书中还提到张岱年与钱钟书交往的一段旧事，现在读来饶有兴味。张岱年说：“路上见面我和他打招呼，他不理，以后我也就不理他了，不高攀了。”文人的孤傲清高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互不打招呼，张岱年还是承认：“钱钟书有些看法还是深刻的。”
百年来，燕园不乏具有文人风骨、真性情且又平易近人、提携后生的大学者。他们既有耿介执拗、特立独行的一面，又有礼贤下士、谈笑风生的一面，智识、品行和心胸都达到了难以比拟的高度，对于特殊的政治年代里的无奈选择，我们当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予以深切理解，而不是随意指摘。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