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先生的学问与学品
学人名片
来新夏，浙江人,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编著有《北洋军阀史略》、《古典目录学浅说》、《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被学界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学者。
今年是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90华诞暨从教65周年。来先生可谓是中国优秀学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当代诸多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出版了历史、方志、目录、古籍整理、谱牒、文学、艺术等诸多门类著作近百种，个人著述宏富。来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我认为源自他特立独行的人格与学品。
■纵横“三学”，自成一家
在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来先生纵横“三学”，自成一家。所谓“三学”，指历史学、方志学与图书文献学。对于一般学者来说，“三学”的每一领域皆足以令人望洋兴叹，但来先生却纵横三学游刃有余，并且取得开创性的成果。例如《北洋军阀史略》（1957）、《古典目录学浅说》（1981）、《方志学概论》（1983）、《天津近代史》（1987）等，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关领域中的第一部著作，为学术发展辟出新天地，开一时风气。
不仅如此，来先生每一项研究都具很强的持续性和很深的钻研性。从《林则徐年谱》到《林则徐年谱新编》；从《北洋军阀史略》到《北洋军阀史稿》，再到《北洋军阀史》；从《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到《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从著作最初问世到扩充增订，往往前后延续数十年。对学术研讨，他从不满足现状，而是自强不息地不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以求尽善尽美。其中还有几部书稿因遭遇“文革”浩劫而丢失，不得不从头再来。2011年出版的《书目答问汇补》，凝结了来新夏近70年的研究心血，可谓汇集毕生功力，其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以及坚韧不拔的耐力，确实令人敬佩。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赞叹道：“专与博是治学中的一对矛盾，一般学者难得兼有，而来先生是一位既专又博的学者。他何以能达到这种境界？最重要的是他治学勤奋，锲而不舍。是勤奋使得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功。”
来先生的学问启蒙来自祖父来裕恂先生，而学术研究则起步于北平辅仁大学，受该校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和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影响至深。基于良好的家学和师承，又经过自己数十年的拼搏奋斗，来先生以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分进合击各有重大成就，被誉为纵横“三学”的学术大家。
■“范老的决定，开辟了我一生的学术道路”
1942年，来先生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受教于陈垣、余嘉锡、张政烺、柴德赓、朱师辙、启功、赵光贤诸先生之门。辅仁求学生涯给来先生的治学之路打下深深烙印，与众名师相处的往事也成珍贵回忆。1946年大学毕业后回天津谋职，希望报效国家，一展身手，但腐败的国民政府并没给他机会。回到天津，他失业赋闲，只能靠当小职员、教员谋生。1949年1月天津解放，来新夏热情而“积极投身于新的革命工作”。3月，被天津民青组织“保送到华北大学去接受南下工作的政治培训”。9月结业时，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选中，留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师从范文澜教授，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生。
范文澜招研究生七名，实行供给制，住集体宿舍。范先生身教言传，管理严格，常勉励研究生说，“你们当学生，就是专门读书”，要“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坐冷板凳，是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吃冷猪肉，是说你真有成绩，总有人会承认你，请你入孔庙，吃冷猪肉。范先生对弟子们的文章格外“挑剔”，一丝不苟，大家都心存敬畏。他根据研究生每人的不同情况分配工作任务，范先生要求来新夏“从原来攻读的汉唐史转向中国近代史”。来先生回忆说：那时年轻又在繁华地带的王府井，总想出去玩。范先生住在前院，出门必须经过他的窗户底下才能出去。“他的写字台就摆在窗子前面，他天天在那儿念书，所以你出来看见老爷子在那儿坐着，就不敢出去了。”要“不是这么严格管理，当时我们就荒废掉了”。在范文澜的熏陶影响下，来先生写出第一篇学习新观点的文章——《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作为太平军起义百年的纪念。这是来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后收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中。
历史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北洋军阀档案，这些老档案装满几百麻袋。来先生回忆说：“每次从库房运来几袋就往地下一倒，尘土飞扬，呛人几近窒息。当时条件很差，每人只发一身旧紫花布制服，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按档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打捆放到书架上。”而后“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类分开。每个人把一捆捆档案放在面前，认真阅读后，在特制卡片上写上文件名、成件时间、编号及内容摘要，最末签上整理者的名字，然后分类归架。因为看得仔细，常常会发现一些珍贵或有趣的材料，我便随手札录下来”，“前后历经半年多的整档工作，虽然比较艰苦，但却不知不觉地把我带进了一个从未完全涉足过的学科领域，他成为我一生在历史学领域中的中心研究课题。”来先生回忆说：“范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学者，但传统文化底蕴也很深，他认为搞学问应该从最基本的步骤开始训练，所以先让我们整理档案。那可是几百麻袋的凌乱档案啊。”“范老的决定，开辟了我一生的学术道路”。
来先生虽是历史专业的科班出身，但面临这个当时尚无研究者涉足的新领域、新课题，面对这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深感知识匮乏。他决心“从根做起”，“用黄草纸写札记二百余小篇，积存卡片数百张”。后来，他专攻北洋军阀史，在上世纪50年代，先后撰写了《北洋军阀史略》等三部著作。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来先生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以坚韧与热忱，以严谨与执着，潜心于学术探研之中。仅以撰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为例，他曾在上世纪中叶，用了十年时间，埋头检读清人年谱700余种，写成50余万言，不料竟在浩劫年月付之一炬。俟大气候稍有松动之时，他即卷土重来，从头开始，再度完成这部巨著。近年增订再版，竟达百万言之巨。到目前为止，来先生已经出版90余种书籍，与其年岁相埒，是实至名归的“著作等身”。
来先生性格的卓荦不群之处，第一是狷介清高的正派正直，第二是始终不渝的学术理想。宁宗一先生指出：“（来公）对虚伪、庸俗乃至邪恶、残暴，有一种天然的憎恶。因此，每当‘左’的路线指引下的政治运动来临时，他往往首当其冲。在外部世界的挤逼下，来公唯一的出路，就是退守书斋与典籍为伴，神游在美的文化世界之中，但其内在的人格精神和性格中却永远保留着是非爱憎感和金刚怒目的一面。读书和写作，多少能排遣他内心的烦恼，而孤独也会随之远去……”人道是“文穷而后工”。在逆境中，由于来先生的永不放弃，使他的学术成就进入一种更高更新的境界。
“文穷而后工”、“诗穷而后工”这种观点，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源远流长的。孔子“诗可以怨”则是这种观点的直接理论来源，屈原的“发奋以抒情”是它的先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有《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司马迁认为：不幸遭遇是这些作者著书立说的动因，忧愤穷困反成为其事业成功的动力。当然“诗穷而后工”并非泛指一切人，而是指具有某种特殊才质的艺术家和学者。来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就是一个典型的明证。
来先生这一代学人，不仅具有扎实的国学基础，而且早年多受西方思想影响；不但具有儒家安贫乐道思想，而且具有老庄通达且洒脱的性灵。他作为史学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正气和节操是他人格精神的底色；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乃是其学品的基础。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