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关乎教化、滋长文明，这是当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同的深切认识。古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文字传播产物及再传播的载体，因此我们今天的古籍整理出版既关乎传统文化的继承，又关乎现代文化的构建——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所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古籍整理出版作为民族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马建农
古籍整理与学术出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的重要形式，它被普遍认为只有科班出身的人才能胜任总编辑工作。但是，在北京古籍整理出版领域却有位与众不同的领军人物，他就是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农。从一名临时工，到书店学徒，再到出版社的总编辑，用马建农的话说，家学渊源、自己勤奋是其中的原因，更为主要的是自己得到了不少好心人的扶持与帮助，没有他们，自己不会有机会干喜欢的古籍整理专业，也不会成长为一名古籍出版社的总编辑。
起步——
从文物所临时工到中国书店学徒工
长于北京的马建农生于1961年。“文革”期间随母亲下放到河南三门峡一家工厂。回忆当时的情景，马建农说，由于是黑五类子女，自己没少挨别人的打，但是能够疯玩还是给他留下了快乐印象。1976年，马建农回京。“虽说算是初中毕业生，但实际上一天学也没好好上过。”1977年，马建农高考失利。1979年再考，以高于分数线1分多点的成绩被天津一所大专录取，因对数学不感兴趣未去报到。1980年第三次高考，仅以0.4分之差再次与大学无缘。三次高考，两次报北大考古系未果，喜爱历史研究的马建农，只好先找工作。
说来也是与古籍整理有缘，马建农说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动物园附近的五塔寺文物保管所（现在的北京市石刻博物馆）看大门、扫院子。尽管是临时工，但毕竟有份工作。4个月后，马建农迎来了他的第二份工作——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内部出版发行组编辑内刊，虽然还是临时工，但让其高兴的是，这份编辑工作涉及最多是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内容，而这些恰恰是他十分感兴趣的。编、印、发，小小的内部出版发行组的工作流程，为马建农后来正式从事出版工作打下了基础。
马建农认为，4年北京社科院的工作经历，是他成长的关键时期。在那个科研氛围浓郁的环境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有位叫刘邦烈的“老校对”对他帮助极大。这位“文革”前中华书局的临时校对，在工作上毫无保留地手把手地教他，“我的出版基本功都是他教的”。
1984年，已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夜大读四年级的马建农，终于正式有份工作——考上了中国书店。尽管是站柜台的学徒工，可是每天能与心爱的书打交道，让马建农心满意足。很快，沮丧也随之而来。那就是本以为可以随便看书的工作，因为店规“上班时间不许看书看报”，不得不改为“偷偷摸摸地看”。学徒期间，马建农几乎跑遍了北京市海淀区各个高校去售书。
1985年，学徒期满的马建农，因表现优异被提前定为二级工，同时被任命为中国书店西城中心店机关服务部副主任兼中心店团支部书记。之后，任中国书店专职团委书记期间，因负责行业调研、企业外宣的团委工作，让马建农有机会进入自己喜欢的领域——北京书肆发展史研究。1990年，中国书店出版部正式更名为中国书店出版社，时任出版部主任的马建农升任为总编辑、常务副社长。
“我真正从事喜爱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从那时开始的。”马建农笑称。
入行——
得益于不少文化前辈的无私帮助
做古籍出版社的总编辑不宜太年轻，这是马建农22年编辑生涯的体会。马建农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需要多年的积累，没有10年以上的积累是干不好的。马建农认为，自己的幸运在于入行时得到了中国书店方方面面的滋养。在中国书店，既有得天独厚的古籍资料供其无偿阅读，也有像古籍专家雷梦水等先生那样知识渊博的老店员们的无私扶持和教诲。在马建农心中，“自己能从无知的青年，走上出版社总编辑岗位，完全是中国书店良好的文化氛围熏陶和老店员们的培养。”
谈及雷梦水，马建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马建农说，“有时写东西，不想查资料了，就从楼上跑到楼下雷先生那儿，老先生往往讲完问题，再讲点别的，学了不少知识。”“过去所说的名人难伺候，在中国书店没有这种感觉。”马建农说，雷先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还有王志鹏先生，他常说给谁谁“录了相”，这录了相指的是，一本古书的每册、每页、每行、纸张、字迹……都记录在案。“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可怕的。”
其实，不仅仅是老先生们的引领，在京城文化圈里，很多被马建农视为老兄长的学人都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马建农的理想是有时间写本名叫《我的老哥哥们》的书，内容就是写在自己成长过程中那些给予他无私帮助的人。
此外，马建农还认为，在多个重大出版项目中担任责任编辑对其快速成长也帮助很大。比如《海王邨古籍丛刊》，因其意义重大被很多学者引用。再比如《北京通史》（10卷），是我国第一部地域通史，是全世界第二部首都通史。还有《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计划26种，已出版24种），其意义在于将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辑评在一起。再就是《无缺字本碑帖》，其别具一格的出版思路，对初学书法者领略古代名书法家的神韵帮助很大。
能够参与这些厚重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马建农认为，就其个人而言，奠定了其在北京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地位。就出版社而言，则使中国书店进入了出版发行并进的发展阶段。
感悟——
自豪能够始终坚持读书坚持写文章
从当时最年轻的出版社总编辑，到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编辑，马建农在中国书店是位颇有争议的领导。争议在于他眼中关注的似乎只有他所喜爱的专业工作，别的事情能躲就躲。马建农坦陈，尽管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很寂寞，但已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专业比命还大，他舍不得时间。
让马建农自豪的是，从1985年做中国书店团委书记起，他能坚持每季度精读一本书，每月泛读至少两本书。能够坚持每年发表1篇～2篇文章。27年下来，几百本图书的阅读和钻研，40多篇文章的发表，造就了马建农成为能完整研究北京古旧书业史的第一人。
马建农非常认同北京古旧书店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所的说法。马建农说，自己不止一次听启功先生说“荣宝斋是免费博物馆，中国书店是开架图书馆”。为保持住中国书店在文人学者心目中的神圣地位，马建农的观点是，出版社必须具有严谨的治学作风、严肃的工作态度、严格的编辑要求。
面对古籍出版专业性强、读者面窄、选题项目投入产出周期长的现状，马建农认为，古籍出版社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精准的学术文化服务为特色，以传统文化多层面开发为专长，逐步扩大传统文化类图书的销售份额。近年来，中国书店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中国书店藏版古籍丛刊”、“中国书店藏珍贵古籍丛刊”等系列古籍整理项目受到读者欢迎，对传统文化企业特色经营是生存途径做了注解。
马建农是性情中人，和他交谈，爽朗的笑声经常不绝于耳，给人感觉烦恼好像与他无关。其实不然，作为总编辑，马建农的苦恼是，古籍整理出版专业留不住人。“好不容易手把手带好的编辑队伍，因耐不住长期坐冷板凳而流失严重，让人伤心。”
马建农说，古籍整理专业难度大是个原因。更为主要的是选题项目投入产出周期长。自己还好，有总编辑职务，而那些编辑面对的只是一本书，做起来一年是它，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是它，喜欢这个专业还好，不喜欢或者仅是为了谋职，往往让很多人心有不甘。加之，收入与付出不相符，很多年轻人熬不住清苦离开也在情理之中。“手头有很多项目要做，可是人手不够。现在我们干活只能靠‘志愿军’编辑来干。”马建农笑称，自己能当上总编辑是被轮上的，因为当初与他同龄的很多人也因此离开了中国书店。
“出版社是企业，给员工发工资，要么按利润要么按字数，这两点古籍整理出版都不占。怎么靠文化挣钱？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马建农认为，对古籍整理出版和发行进行整体筹划和协调，建立健全符合古籍整理出版规律的完整运行体系，才是这个事业发展的根本。
编辑：黄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