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利用好、引导好、管理好新兴媒体,是对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一大考验。对于新兴媒体的“泛舆论监督”,从目标和实际效果看,只要对此类监督应用得法、回应得体、处置得当,总体上还是有利于党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强化对各级干部的监督。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监督,趋利避害地用好这把“双刃剑”,科学地将这种因其便利、低成本而被舆论称为“最廉价的监督”“为我所用”,将有助于在复杂形势下进一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随着“表哥”杨达才被撤职,网民再次欢呼网络监督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在今年延安“8·26”特大交通事故中陷入“微笑门”后,又被网友“人肉搜索”发现其在不同场合分别佩戴多块名表、还戴高价眼镜。最终,这名被网民戏称为“表哥”的局长,在舆论漩涡中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
近年来,无论是陕西“周老虎”事件、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事件,还是南京“天价烟局长”“史上最牛团长夫人”“广州越秀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方大国与空姐冲突”等事件,人们一次次看到了网络监督的巨大潜力和实际效果。
如今,网络监督被称为“最廉价的监督”,也成为新兴媒体引发社会关注的一个最大特点。任何一个公民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通过网络、微博等途径曝光官员的某些行为、现象,发表个人的质疑、追问,也可以通过对各类媒体的搜索寻找腐败疑点。加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互动,网络监督往往能快速形成舆论热点,引发公众参与和党委政府的关注。其广泛参与、公开透明、高效便捷的特点又进一步吸引了更多“草根”参与其中。可以这样认为,以互联网、微博等为代表的网络监督正在深刻影响着这个社会,甚至重新构建某些秩序。
从某种程度看,能否利用好、引导好、管理好新兴媒体,是对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一大考验。网络监督之所以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象,除了披露的事实往往有铁证(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现场一手材料)外,更在于这种监督方式有力地补充了传统监督手段的不足。虽然网络监督存在着许多缺点,比如以偏概全、鱼龙混杂、不注意保护个人隐私、未经严格核实就先予“定罪”,有些甚至“怀疑一切”、造谣惑众等,明显超越了法律法规的界线。但是,新兴媒体的这种“泛舆论监督”,从目标和实际效果看,只要我们对此类监督应用得法、回应得体、处置得当,总体上还是有利于党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强化对各级干部监督。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监督,趋利避害地用好这把“双刃剑”,科学地将这种“最廉价的监督”“为我所用”,将有助于在复杂形势下进一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增强新媒体时代的舆论主导权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我们党反腐倡廉的任务非常艰巨。虽然我们在不断完善各种监督体系,使腐败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在一些领域、行业和地区,腐败现象频发高发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要应对和化解这些考验和危险,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立足于当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正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顺势而为、积极主动作为。既然我们深刻认识到消极腐败等问题依然严重,既然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通过人民群众网络监督这种手段让腐败疑点无处遁形,就应该加以肯定和鼓励。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传播方式的新变化,在催生了各种新兴媒体的同时,也对传统新闻宣传理念产生不小的影响和冲击,有些理念和实践甚至是颠覆性的。对此,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在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敢于创新、以变应变、以新对新,巩固和扩大宣传舆论的主导权。这也是对党的新闻工作者在舆论阵地上增强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比如,我们一直倡导在宣传阵地上开展党委领导下有序的舆论监督,但有谁会想到今日一幅杨达才在事故中“微笑”的照片引发了网友义愤,进而一鼓作气“挖出”了他的一系列腐败疑点,并直接导致纪检部门的关注和此人的下台呢?显然,作为群众反腐的一种新途径,网上舆论监督的直接性、快捷性、公开性已经为其他举报甚至报道形式所难以企及了。这对传统媒体而言,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
传统媒体在诸如此类的网络热点事件中,如果一味装聋作哑或者文过饰非,只能为受众所唾弃。网络、微博等新兴媒体所具备的发布特性,本来就日益让传统媒体处于被动追赶的困境中,至少对本区域发生的网络热点,我们不应置若罔闻。以不变应变、消极回避的“鸵鸟政策”,其实就是丧失阵地、拱手出让舆论主导权。同时,如果传统媒体只是被动地成为“追网者”,或者把报纸办成网络、微博的“印刷体”,也会失去舆论引导的主导权、主动权,这样的传统媒体同样会为受众所不屑,只能走向萎缩。
传统媒体应做“定音锤”
分析近年来网络监督的成功案例,一般都具备这样的共同路径:网络或微博率先曝光——网民和博主在传播中不断增加新的线索——传统媒体跟进,将影响扩大至网下——党政机关关注,进而查处问题。从这个线路看,单纯的网络爆料而没有传统媒体的参与,往往无法将网络事件演化成社会热点;而所有的网络监督,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重视,也不可能及时有效地处置。这表明,传统媒体在网络监督中起到了另一种“放大器”的功能,网络监督有必要作为舆论监督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认识和适当规范。
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地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条例。《条例》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是“为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条例》第八节“舆论监督”中则明确规定:“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
虽然在当今“自媒体”条件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编辑、人人都是传播者、人人都是通讯社”的现状不仅给传统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和传统的传播方式形成了巨大挑战和冲击,也给传统概念上的舆论监督带来了新的课题,但《条例》中有关舆论监督的原则和操作规范并没有过时。无论是新兴媒体的主办者还是发布者、传播者,其网络监督也应适用这些原则和规范。一方面,我们要保护人民群众通过新兴媒体履行监督权利,让官员置身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并重视网民披露的各类问题、线索、建议,及时坦诚地回应网络热点、回应社会关切。另一方面,也要切实改变网络上某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不良倾向。惟其如此,才能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鸣大放大字报”所带来的那种严重危害,确保网络、微博等新兴媒体在法治框架内运行。
比如,对一些网络上爆出的热点事件,我们应该及时调查、澄清真相,而不应不闻不问,任凭谣言和真相交杂扩散,给党和政府抹黑、对无辜者造成伤害。对网络“草根”我们虽然不必苛求他们要有多少职业规范,但爱国爱党守法的底线不能突破、不造谣不传谣不违法的底线不能突破。这是新兴媒体的管理者和网民们必须把持的基本尺度。对于报纸等传统媒体从业人员,更不能听风便是雨,未经核实就将网络谣言当做事实作二次传播。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有所作为。从新华社上海分社最近两年里对部分网络热点事件核查情况看,的确有些网络热点完全虚假或主体部分失实。我们的做法是,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发布调查真相、戳穿谣言,从而起到“一锤定音、以正视听”的作用。实践证明,社会效果比较好。同时,对于网络反映属实的热点事件,我们将核实材料及时报送至相关领导机关,基本上得到了有效处理和及时回应,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要让新兴媒体“为我所用”
习近平同志曾经勉励新闻工作者:“面对新形势,要进一步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要顺势而变、主动而为,牢牢掌握宣传舆论的主动权;要切实改进宣传方式方法,完善各类媒体相互协同的格局,使宣传舆论工作覆盖更广泛,引导更及时,说理更充分,手段更生动,挖掘更深入,真正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他还指出,“横看成岭侧成峰”,批评意见“往往有一些真知灼见,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更准确、更清晰”,“对批评意见要‘闻过则喜’,要主动了解这些意见,要善于运用这些意见,推动地方工作。”习近平同志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指导我们在新形势下,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主动地开展好宣传舆论工作,把握好、使用好舆论监督这把利器的重要指针。
当前,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已开始自觉主动地将新兴媒体这个平台“为我所用”,增强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如不少地方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对舆论热点问题不回避不掩饰,及时回应、有效化解;并且开设党委政府的官方微博,主动设置议题解疑释惑、引导网络舆论。纪检监察等部门也将网络监督作为查办案件的线索来源,及时调查舆论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都是顺势而变、主动而为的具体体现。
实践表明,网络监督所曝光的腐败问题虽然是一种“负能量”,但党委政府及时查处之后往往会转变为“正能量”。它让人民群众更加确信:我们党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面对新兴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虽然遭遇了诸多挑战,但其公信力强、从业人员素养高、新闻信息采集发布规范有效等特点,决定了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特别是在舆论纷杂、莫衷一是的时候,人民群众对传统媒体的声音更加期待和信赖。刘云山同志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新闻工作,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说到底这是一个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是一个坚持唯物史观的问题,是要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他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基层、永远在现场”:“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
在当下信息爆炸、新兴媒体层出不穷的时代,更需要我们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们站得住脚跟、稳得住心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打牢理论和实践的根底,在扎实的采访中发出真实权威的新闻信息,明断是非、澄清真伪、引领舆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真正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可喜的是,如今不少传统媒体已经顺势而变、主动作为,通过搭建新媒体平台等积极介入新兴媒体、抢占和引导网络话语权,大力打造全媒体业态产生了积极效果。如,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新华社自2008年提出战略转型以来,新兴媒体建设起步早、见效快,全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正在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全媒体集团,“覆盖更广泛,引导更及时,说理更充分,手段更生动,挖掘更深入”已在新华社成为生动的现实。
(本文作者系新华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上海分社党组书记、社长。中共十八大代表)
编辑:黄先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