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出版界的著名品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刚刚度过了它的80大寿。80年前，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之后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光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胡愈之先生虽然没有在生活书店担任具体职务，但他实际上是生活书店的设计者和主要创办人之一。在三联书店成立80周年之际，《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撰文纪念胡愈之先生，本版选摘此文，使读者对胡愈之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闻出版活动，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商务印书馆和《东方杂志》
胡愈之1914年进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商务已经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商，在民国时期思想理论界起着巨大作用。除了书籍，旗下还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刊物。它的编译所分四个部，国文部、英文部、理化部和辞典部，练习生胡愈之在负责物理化学等书籍翻译的理化部。这个来自浙江上虞县丰惠镇的年轻人，也算出自“书香门第”，祖父是翰林，父亲是秀才，而他自己，既上过旧式私塾，也念过新式学堂，懂一点英文，还学过一点日语和世界语。
在茅盾的印象里，商务时期的胡愈之“身材矮小，头特别大，脸长额阔，衣服朴素，空手的时候很少，总拿着什么外国书报，低头急走，不大跟人打招呼”。“这时愈之兄虽然在理化部，却与‘理化’不生关系，他是帮忙《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的。”“这一个时期，愈之兄主要的工作是选择并介绍欧美杂志上的文章，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文学。后来他对于文学似乎特别有兴趣了，我们由相识而相熟，也是以‘文学’为媒介。”只不过，从1923年开始，胡愈之开始疏远文艺界，不再热心于评介国外文艺动态，也几乎再没有评论国内文艺问题，他厌倦了文艺界的派别斗争，将兴趣转向了新闻工作和国际问题，个人命运与大时局之间的关联变得更鲜明而直接。
《东方杂志》是胡愈之出版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见证了他的成长，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包容和施展才华的空间。他的学名胡学愚被笔名胡愈之取代，也是从这本杂志开始的。1924年，胡愈之实际负责《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以此为平台，帮助和培养了一批新作家和社会学家，还积极支持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1925年“五卅运动”，是他第一次投身革命群众运动，除了帮助《公理日报》联系新闻界稿件，他还专门组织出版了《东方杂志》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触怒了上海租界工部局，他们对商务印书馆提起了刑事控诉，“最后判罚了二百元才算了事”。接下来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胡愈之在愤慨之下起草了一封对国民党的抗议信，签名的其余6个人都是胡愈之的好友，郑振铎的名字排在第一位。这封信4月15日在上海《商报》发表，签名的7位抗议者也因此险遭逮捕，郑振铎逃亡英国，胡愈之则去了法国。
选择法国，是考虑到当时法郎同中国的银价比值低。胡愈之与商务印书馆约好，出国后继续为《东方杂志》写稿，由编辑部开支稿费，用以维持在法国的生活。同期在英法两国留学的朱光潜，描述记忆里巴黎时期的胡愈之：“大衣口袋里经常塞满报刊，大半是国际政治活动动态或是世界语方面的报刊。世界语和国际政治，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两件事。” 1930年法郎升值，同白银的比值增加到了1928年的4倍，胡愈之依靠稿费和亲戚的资助，都无法继续维持在法国的生活，只能选择回到上海。《东方杂志》再次向他敞开大门，由于原主编钱智修年事已高，并且受聘出任于右任主持的国民政府监察院，所以实际上的主编职责，又变成由胡愈之来承担。
《莫斯科印象记》与三联情缘
回国之前，胡愈之取道东欧，去了一趟莫斯科，在那里停留了7天。因为樊仲云的邀约，胡愈之把7天的旅途见闻和感想，写成了《莫斯科印象记》，每周在《社会与教育》上发表一段，一共6万字。这些文章让《社会与教育》销路大增，樊仲云也通过自己办的新生命书店，给《莫斯科印象记》出了单行本。1931年8月新书出版，到1932年10月，已经再版了5次。虽然这本书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但是它已经广为流传，并激起强烈反响。连鲁迅先生也撰文提道：“这一年内也遇到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邹韬奋与胡愈之的相识，也是因为《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在《我的回忆》里这样说：“也就是在‘九一八’后不久，邹韬奋由毕云程陪同来找我了……邹韬奋找我是来向我约稿，我对他说，现在办刊物，首先就是应该宣传抗日，你要我写文章，我就写抗日的文章，他同意了。”
邹韬奋与胡愈之的合作，逐渐改变了《生活》周刊的方向，从适应企业职工、店员等小市民的需要，谈些生活问题和职业修养问题，转向关心和议论起了国家民族大事。胡愈之对邹韬奋的印象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邹韬奋在生活书店第27期《店务通讯》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胡愈之，题目叫《我们的胡主席》，文章里这样说：“我们的胡主席是胡愈之先生，他不是‘国府主席’，确是我们书店的编审委员会主席。”“胡主席是本店的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时代，就经常替我们写国际文章……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他起草的。他对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是编审，在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特征是脑袋特大，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讽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是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的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西行漫记》与《鲁迅全集》
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烧毁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和编译所，也烧毁了胡愈之的家。他因病住进租界医院，后来又转移回到上虞，病愈返回上海已经是5月间。商务暂时停业，8月间商务复业，胡愈之重新主编《东方杂志》，1933年被迫离开，加入哈瓦斯通讯社。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成为“孤岛”。上海的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撤离去武汉或者香港，原来出版的许多抗日救亡刊物被迫停刊。但胡愈之没有走，“我们留在上海的人一起研究，决定重新开始，公开的抗日活动不能搞，我们就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对难民、工人、市民的宣传教育。我们还出版了《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以隐晦曲折的方法来报道抗战，宣传和教育群众。后来我们还以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名义，来训练抗日救亡团体的骨干，我负责办了第一期，王任叔办了第二期。”
上海“孤岛”时期的胡愈之显现出了作为出版家的真正天赋。他拿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是第一个西方记者突破新闻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实地采访到的第一手材料。胡愈之决定将这本书介绍给国人。虽然书店出版社都搬到了重庆，不过印刷厂搬不走，还在上海。胡愈之立刻邀人一起进行翻译，他的回忆中写道：“用什么名义出版呢？就临时想了‘复社’这个名字，其实它不是什么出版社，复社就设在我家里，张宗麟当经理，当时参加复社一起翻译和工作的，就是王任叔、梅益等几个人，还有我两个弟弟。”“排印费可以暂欠，买纸张的钱怎么办？当时参加星一聚餐会的人凑了一点，同时我们又采取暗中预约推销的方法，定价1元一本，先收钱买纸，印出来就给书。就是这样，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书就出版了。第一次印1000本，很快就卖光了。”
有了出版《西行漫记》的经验，胡愈之接下来完成的就是《鲁迅全集》。当时鲁迅先生的大量文稿，经过许广平的收集和初步整理，全部留在上海。“许广平十分着急，找大家商量，大家认为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出版《鲁迅全集》。”胡愈之回忆，“我们决定采用预约推销的办法来筹款，不过五六百万字的鲁迅著作，相当于20本《西行漫记》，就得卖20元一本，时处战争，广大读者都没有钱，能一下用20元买一部书的人能有多少？于是又想出一个办法，决定把书搞成普及本和精装纪念本两种，把普及本的价格降下来，8元钱一部，这连工本费都不够，另一种精装纪念本，不仅装订考究，而且每一部都有一个专门书箱，外刻有‘鲁迅全集，蔡元培题’的字样，每部售价100元，实际成本二三十元，以盈补亏，整个出版发行就可以不赔钱了。”
胡愈之组织了上百位学者、文人和工友，一同参与到《鲁迅全集》的编排印校，为了争取扩大发行，改用了“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蔡元培也亲自题字，因为蔡元培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国民党也就不能对这部书怎么样了。印好预约书券和广告开始推销的时候，胡愈之也很忐忑，心里没有底。“当时的富人都已集中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所以我就先从香港开始推销，推销的办法是开茶话会，把那些进步的资本家，各界开明人士，乃至国民党要人请来参加，清茶一杯，主要向他们介绍《鲁迅全集》的情况，请他们签名购买预约书券。路过广州时我也这样做，到武汉后，情况更好些。有周恩来同志在那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帮助我推销。很快经我的手就推销出去了100多部。当时如孙科、邵力子等人，都是一下就订购10部。”通过这样的途径，胡愈之和同伴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集到了三四万元的出版资金，各地书款汇到上海，马上买纸开印，从2月到6月，仅4个月，就把一套600余万字，多达20卷的全集送到读者手中，这在我国的出版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胡愈之作为新闻报人的才华，从1940年底开始，也有了新的舞台。他被党组织选定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前往南洋办报，投身于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辗转到达新加坡，从1941年元旦开始，正式接任《南洋商报》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形势危急，胡愈之和同伴们被迫流亡，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流亡在赤道线上》的大背景。到1945年抗战胜利，胡愈之返回新加坡，在上海书局老板的帮助下，开了一家上海书局新加坡分店，“楼下门市部卖书，楼上作编辑部，成立新南洋出版社，编辑出版《风下》周刊”。《风下》上署名沙平的主编，就是胡愈之。虽然新加坡历经艰险，但胡愈之却在这种动荡和艰险里，一再证明了他作为报人的才华，不仅如此，他还在新加坡收获了爱情，与沈兹九组成家庭，相濡以沫40年。（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9期）
编辑：黄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