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必须承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品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共识与精神家园，为民族和谐与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内部结构不断变迁整合，但始终有一个孕育各民族统一进步的恒存品质，保持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即“包容苍生”的天下一家观，“求同存异”的民族国家观，“主体认同”的文化融合观。
“包容苍生”的天下一家观
“天下”观念出现得很早，至少在《尚书》等典籍中已经形成。而在春秋战国和秦汉以后，更是成为中国人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儒家曾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仁人志士的政治理想，“家、国、天下”也就因此成为学术思考的维度。“国”是指诸侯之国，“天下”却是一种想像出来的模糊空间，是一个由内向外、由中心向边缘延伸的发散系统，“普天之下”应该是它最确切的界限，它既不同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正如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以家为核心社会关系的体系，除了有真实血缘关系的成员之外，任何其他发生联系的人，都可以根据亲疏关系、按照年龄安排到家庭成员的序列中，这里不存在“他者”、绝对的“异类”。我们是“一家”、我们是“兄弟”，这并非是由于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先，也不是由于我们信奉相同的宗教，而仅仅是因为我们都是“天下”的一分子，“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因此，不仅在江湖之上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传统，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张载还在哲学的高度上，提出了“仇必和而解”来表述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由此，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仇必和而解”也被理解为宇宙生化的原理，理解为人文世界的共准。
“求同存异”的民族国家观
中华民族发展与西方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的不同族群并不像西方民族那样极力区分“我”与“他者”的差异，或把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是追求大一统。因此，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虽然也有一些时期处于地方政权割据的分裂状态，但是由于分裂给各地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破坏、给民生带来巨大灾难，因此，追求团结统一和共同发展就永远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众所周知，除了汉族建立过统一的中原政权外，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建立过长时期统一的政权。以中华一统为正常，以分裂为异常，已成为各民族的价值共识，这种共识为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华民族文化十分珍视民族团结，形成了相互尊重各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且主张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并与之和睦相处。这种追求和平的风范，凸显了中华民族对民族、国家利益的独特态度：即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获得和维护，只能建立在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携手共进和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基础上，主张以道德为教化之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感化其他民族和国家，以致“协和万邦”之治。
“主体认同”的文化融合观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深博的文化，一直是各少数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在公元3～6世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向中原汇聚，并建立政权。当时，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重，内迁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中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公众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考量标准。
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中，也大多把文化同化作为主要的治理方式。例如，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对民族融合产生了强劲的促进作用。不可否认，在中国的民族融合进程中，也出现了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征讨、掳掠、招抚，但中国少数民族之所以最终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并不单纯是武力征服的结果，而是先进文化渗透的结果。靠着承载先进文化价值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语言和文化习俗等价值系统，中华共同体从西汉开始就不断发展壮大。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通过传播中华文化来推动少数民族贵族的“汉化”。隋唐时期，通过民族杂居政策，实现突厥、铁勒、契丹、党项、吐谷浑等族纷纷内属，部分族众融于汉族中。而在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建立的辽、西夏和金国之中，这些民族政权为了统治征服的汉人，也常效仿中原汉制，宣讲儒、道、释等思想，结果部分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渤海人走上了汉化的道路。由此可知，中华民族就像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以它主体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既融合全民族的多元文化，又具有主体高度认同的中华文化。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