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的评论提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反思当下中国的“极端主义”，即那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评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为“抹黑中国”；强调一下阶段性国情，又被讥为“高级五毛”； 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
这是一个很有洞见的观察，抓住了当下舆情的一个重要特征。极端并不可怕，当极端成为一种流行的“主义”时，就需要警惕并反思了：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当舆论空间被极端言论充斥并主宰，理性的判断、客观的分析和均衡的观点被边缘、被漠视、被压制时，这个社会是危险的。
“极端主义”有一个发生的背景，就是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语境。这么说，并非将责任归咎于新媒体，而是陈述一个现实。很多极端言论，都是在网络传播语境中产生的，从网络最流行的符号中就能看到这种极端取向：最美、最牛、最帅、最雷人、最让人感动、最丑陋、最恶……生活在网络上的人，似乎很容易走极端。现实中的温良谦逊者，一到网上就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站队分敌友、偏执走极端：要么就是“最好最美”，不惜以最美丽、最动听的语言来赞美；要么就是“最坏最丑陋”，恨不得以最尖刻、最恶毒的语言来标签。网友情绪也很极端，要么被某个事件、某个场景感动得一塌糊涂，恨不得掏心掏肺；要么被某个图片、某种行为刺激得火冒三丈，恨不得将作恶者碎尸万段。
令人忧虑的是，不仅仅是语言和思维的极端主义，还有由此带来的极端行为。极端语言的熏陶，会让人变得急躁，极端思维的暗示，会诱导人以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或者说为那种极端行为找到了一种合理性。比如，挥刀砍向孩子制造幼儿园血案的人，很难说没有从那种“报复正义”的极端思维中找到正当借口。
而讨论“极端主义”这个问题，也不能仅仅停留于浅层的道德批判，更要反思其后的现实土壤——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极端主义。
首先是网络的传播特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偏执狂才能成为舆论领袖，这是网络时代一种病态的价值取向。客观理性的观点，很难吸引眼球，极端的道德判断才是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在网络这个信息海洋中，谨慎的言辞根本没人注意，只有激烈的言辞、夸张的姿态和极端的判断才能被关注、被转发，才能使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舆论领袖。尤其是微博兴起之后，140字的限制，更加短瞬、碎片的传播压力，加剧了言论极端化，挤压了理性表达的空间。
然后是媒体标签化的误导。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思维，很多时候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被其预设的极端化标签诱导。一事当前，某些媒体不是客观地报道真相和还原事实，而是热衷于贴标签。出了车祸，先贴一个“富二代宝马闹市飙车撞人”的标签；发生冲突，便去寻找“官二代”、“富二代”、“官员”、“富人”之类易点燃情绪和引发争议的标签。标签引导之下，受众就不会细读新闻，而是根据标签的想像去构造事实，作出极端判断。当然，“极端主义”还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相关，其实，舆论中有不少客观中立的理性判断，可一些媒体为了追逐冲突，根本不会去打捞和发掘那些理性的声音，而只会选择性地夸大极端和放大冲突。不是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而是消费那些偏激的情绪。从这个角度看，“极端主义”有时是媒体报道营造的幻象，理性的声音缺乏报道的价值，选择性的传播屏蔽中，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最后，极端主义泛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阶层的两极化。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下，富人是垄断着财富资源的少数，穷人是充满着“相对被剥夺感”的多数，而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则并未壮大。这是一个危险的失衡和断裂状态，这种状态最容易滋生极端主义情绪和思维。极端主义情绪，一方面是阶层的对立冲突所产生的，吃肉者与喝粥者是无法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交流的，惟有话语暴力相向；另一方面，垄断着权力和财富资本的精英是少数人，而多数的穷人却容易利用人数众多和道义优势制造舆论，这种阶层对立和博弈的格局，极易形成极端主义的思潮。
所以，化解中国当下舆论空间中的极端主义，需要新媒体的净化，需要民众的理性，需要媒体的职业自律，更需要解决贫富拉大这个制度性问题。媒体不要总盯着那些极端言论，而忽视平和沉默的大多数，要善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政府要容忍那种言论上的微词，怕的不是言论和思维的极端，而是改革停滞所导致的行为极端。当然，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触及体制核心的关键改革，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的土壤。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