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影视产品的出口类型中，纪录片占据较大比重。中国纪录片的出口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也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然而，相对于美国探索频道或是日本NHK的纪录片，中国纪录片的海外影响力依然十分有限。除去制作成本、艺术表现形式的因素之外，文化差异尤其是价值观差异也是影响中国纪录片海外市场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探讨价值观的差异对中国纪录片海外传播的影响。
【关键词】纪录片;海外传播;价值观差异;影响
纪录片是海外观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国情的重要渠道。随着《西藏的诱惑》、《沙与海》、《最后的山神》、《老头》等一大批中国纪录片在国外的获奖以及《复活的军团》、《郑和1405》、《故宫》等作品被国外片商购买并播出，中国纪录片逐渐成为海外传播中最重要的片种之一。但是，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纪录片海外传播的数量和影响力依然不足。这与作品的质量有关，然而作品质量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很多我们认为质量上乘的作品，外国观众仍然看不懂或是不能接受，如很多文献纪录片。本文认为，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差异，尤其是价值观的差异。如果中国纪录片的价值观不能适应跨文化传播，纪录片本身就不能被海外观众接受，其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则难以实现。
我国纪录片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制约，其形式、内容呈现出与西方的纪录片不同的面貌。这些价值观的差异影响了我国纪录片海外传播的效果。找到这些影响我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差异，并对其适当做出调整，是海外观众接受我国纪录片的前提和基础;若忽视这些差异，中国纪录片则难以被海外观众尤其是西方观众接受。
重视功能性和重视真实性的差异
重视作品功能性和重视作品真实性的差异源自东西方文化尤其是审美价值观的差异。具体地说就是“载道观”和“真理观”的差异。在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中，文艺作品的“载道”主要指“政治伦理之道”，有着较强的政治功利性。各类文艺作品总是将“善”置于“真”之上，而“真”却被放在了比“善”次要的位置。对于音乐、文学、绘画，都有“成教化，助人伦”的价值判断标准，而纯粹真实的艺术不被认为是正统的作品。
西方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可以通过文艺作品的“真理观”显现出来。这与中国的“载道观”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审美观念中的“镜子说”和模仿论，是“真理观”的重要例证。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就曾认为“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英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约翰逊主张“文学须正确再现真正存在的和真正进行的行为”，真理观强调文艺作品的真实性，这是西方审美价值观的核心观念。
在中国传统的具有功利性的审美价值观指导下，偏重于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的纪录片大量出现。“这类作品从题材类型和主题指向上都具有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与时事、政治联系比较紧密，有些甚至是命题作文，这是一种偏重政治话语建构的意义系统。这些节目从认识价值上寻求传播效果，基本上是为了实现社会教育的目的。在目前我国的纪录片(或专栏节目)中，这类节目成为主要内容，而且逐渐成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完整体系”。从我国纪录片的整体创作格局来看，偏重于政治宣传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作品有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种重视“善”，强调功能性的价值观影响下，我国相当一部分纪录片的功能性远大于真实性，曾长期被定位于“宣传品”。在国外播放的中国纪录片注重宣传国家的进步和变化，遵守官方推崇的舆论导向或价值观，有意忽略普通中国人真实的生活，作品的真实性受到西方观众的质疑。同时，由于纪录片过于强调舆论宣传，所采用的手法便是画面加解说，也让外国观众无法看懂。2002年四川国际电视节上，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评委便表达出了这样的遗憾，他们尖锐地反问道：“为什么看不到反映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内容?”同时，当西方观众一旦看到大量解说词时，就会感到节目是在说教而拒绝收看。 此外，中国的纪录片过于重视道德说教。道德观属于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影视产品不可能不涉及道德价值判断，道德观的传播是影视产品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过度的道德说教会让纪录片显得生硬、不自然。纪录片中出现的“高”、“大”、“全”式的道德英雄一旦出现在西方观众的视线中，就会让观众觉得不能理解或根本不真实。同时，道德观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很多传统道德观和外国观众的道德判断不一定吻合。
当然，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纪录片的创作中依然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国纪录片不能完全放弃它应有的功能性。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西方观众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了解普通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纪录片是西方观众了解当代中国的最好途径。在纪录片创作中给予真实性应有的地位，让外国观众了解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是中国纪录片在欧美市场被接受的前提条件。如果无法克服价值观的差异，任何的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都难以发挥作用。
重直觉体悟和重逻辑推理的差异
直觉体悟是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较为推崇的思维方式，它是对世界的一种心领神会的感知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直觉思维，中国的文学家、哲学家提出的“顿悟”、“明心见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对直觉的推崇。直觉体悟给人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主义感觉，它看上去是一种忽然彻底觉悟的思维过程，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思维方法。中国的传统诗歌、绘画、散文都讲究在仔细品味之后瞬间悟道，而不将作者的思想直白地表达出来，也不做严谨的说明。
西方文化则重视逻辑推理。西方自古以来崇尚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是西方文化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思维方式，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欣赏都逻辑严密、注重具体实物。
在中外纪录片的创作中，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的差异也很明显。影像方面，很多国产纪录片有一种追求体验式感性认知的影像语言的倾向。也就是希望通过有限的画面，让观众体悟到更多的意味、更深的意境。这种意义的获得，是观众从丰富多义的画面中悟到的，而不是通过内在逻辑严谨的画面中直接观看到的。如孙增田拍摄的《神鹿啊，我们的神鹿》，全篇结尾是一个人、狗、树、林组合在一起的长镜头，使人感觉到一种凄凉和彷徨无措。《藏北人家》、《龙脊》这样的作品，通过群山、白雪、草原、湖水、野鸭，给人一种中国山水画的意境，让观众在欣赏完自然景物后，体悟出导演内在的情感。与之不同的是，西方纪录片在影像方面多追求清晰性和逻辑性，在画面有逻辑的组合中衍生出创作者的真正意图。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中，在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机的情况下，导演通过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度假的一系列快节奏、幽默的画面中，密不透风地将布什的无能和其对布什的嘲弄表达出来，尤其是布什充满孩童气的伐木、遛狗、做鬼脸的画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极具逻辑性和说服力。在叙事方面，很多国产纪录片，尤其是专题片，都是主题先行，以某种主题作为统领全片的主旨，它们的讲述方式是整体性和感悟性的，没有很强的情节性，叙事的动机是一种潜在的内涵，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断领悟创作者的意图，并产生出自己的理解。西方的纪录片多推崇故事性的讲述方式，即便是科教片，也强调事件的戏剧性、逻辑性，在完整的起、承、转、合中具有说服力地将创作者的意图归纳出来，而不是通过画面加解说词直白表达。在迈克·摩尔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科伦拜恩的保龄》中，导演试图追寻美国枪械泛滥的根本原因。现时超过两亿的枪械流通于美国家庭，而且大部分落入白人手中，他们藏械的理由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但可能身藏攻击性武器反而引起他们的忧虑不安，有些人要将手枪放在枕头下方能入睡。最极端的例子是，他们往往为了保护自己而先发制人，造成不少枪杀案件：伦常惨案、校园枪击案等报道屡见不鲜。谁为发生的悲剧负责，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不断发生的流血冲突和无人性的屠杀，难道是美国人天生倾向于暴力?影片把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和科伦拜恩高中屠杀案中涉及的有关人员的采访片段与新闻报道、演讲，以及一个16岁男孩买走一家商店中所有弹药等种种和流血暴力事件有关的片段交织剪辑在一起，逻辑严密地显示出枪支泛滥的根源——恐惧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人的精神中。
重直觉体悟和重逻辑推理都是纪录片的创作和欣赏中的价值观，在这两种观念引导下都产生了优秀的作品。但是，重直觉体悟的审美价值观给中国纪录片带来了理解难度，很多外国观众在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或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情况下，很难对作品的主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或者认为我们强调的主题没有说服力。逻辑严密的纪录片却大多叙事方法清晰，内容通俗易懂。中国观众在收看西方尤其是美国纪录片的时候大多能准确理解作品主题。在海外传播的环境下，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要重视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提倡多以西方人熟悉的逻辑分析的方式进行叙事，适当调整我国纪录片的影像风格，使其明晰化、确定化，在作品的精神追求方面尽量有普适性，能和西方观众产生共鸣，才能让作品被更多外国观众了解和接受。
重宏观和重微观的差异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喜欢从宏观、从整体、从大局出发，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到了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比较看重整体观念和集体本位，这使得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喜欢从整体大局出发、从集体的角度出发，兼顾到全局的各个方面，并始终以国家和集体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喜欢从微观、从局部出发，注重细节，强调“个体本位”和“独立意识”。他们认为个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他人和集体是第二位的;从小到大、从细节到整体、从局部到全局的思维方式是科学的。他们喜欢标新立异和提出质疑，不喜欢随波逐流。
这种重宏观和重微观的差异，影响到了中国纪录片自身的创作风格和西方观众对中国纪录片的理解。中国纪录片尤其是专题片，多从宏观角度出发，对某一主题进行整体叙事，这样的表现方法不易被注重个体、细节的西方观众所接受。这种重宏观、重集体的价值观，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纪录片对“人”的把握，它“有意识地让个体承载着群体的意识，这很难说是一种意识的负载，因为任何一个典型的形象、任何一个个体，他更多地被定位为大写的‘人’的一个缩影”[1]，所以在很多中国纪录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集体，却难以看到个人。在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话说长江》中，人是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并未被着重表现。观众只能“见山、见水、不见人”。片中的人物是以群体的面貌出现，未得到独立的表现。纪录影片《铁西区》、《二十四城记》也都是依托群体中表现个体的作品。在东北或南方的老工业区、厂房中，多个家庭的命运被同时展示出来，形成类似的“散点透视”的效果。一系列主人公把每个人几十年来的生活浮光掠影地说出来，展现社会的变迁对个人生活的冲击。当过度重视整体和宏观的纪录片在海外传播时，会和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产生冲突。西方观众注重个体，喜欢从独立的个体入手欣赏整部作品。当他们看到纪录片中的一个主题出现众多主人公时，或是只是叙述一种观念，而没有完整记录个体的生活、言论时，就可能感觉困惑，无法理解，甚至是排斥。所以，调整固有的价值观，注重整体和个体、宏观和局部的平衡，甚至是倾向于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中国纪录片才能在海外传播中提高影响力和被认可的程度。 重历史和重未来的差异
重历史和重未来的差异往往发生于古老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西方部分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的历史也很悠久，有以过去为自豪的价值取向。古老的国家往往看重历史，年轻的国家往往注重未来。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灿烂的文化、优良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总有对过去津津乐道的倾向，传统价值观尤其如此，强调“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任何事情都有通过参照历史来判断是非对错的观念，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凡事“向后看”的倾向。这种尊崇传统的倾向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民风民俗。与此相反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历史较短，凡事喜欢着眼于未来。例如美国人不喜欢守旧，推崇冒险和创新精神，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中，凡事向后看是衰老的表现，不值得提倡，未来远比历史有价值。在美国，丧失了年龄优势就意味着处于被淘汰的边缘。
中国重历史的倾向，在纪录片创作中体现为以历史为题材的纪录片较多，这在文献纪录片的大量涌现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纪录片难以被对中国历史不甚了解的美国等年轻国家观众所看懂，这些作品推崇的传统的价值取向也难以被这些观众所接受。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纪录片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未来为题材的，探索频道主要播放以流行科学、未来科技、太空旅行为题材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为观众充满想象力地描绘着未来世界。虽然历史题材是中国纪录片创作者所擅长的，但增加未来题材、强调未来意识，是我国纪录片在这些西方国家被接受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重现实和重超越的差异
中国古人在治学和文艺创作上有很强的注重现实意义的倾向，凡事强调对现实利益的关切，而对和眼前利益无关的事情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现实主义价值观指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伦常情感当中，理性占据了支配地位，很多方面都以与世间生活、政治生活有无关系作为判断标准。人的情感、观念大都被引入了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而不是飘渺的宗教、神奇的宇宙和自然。凡是和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神学、自然、科技领域，中国人大都不做过多的考虑。在传统文艺作品中，社会性、伦理性的题材和现实生活相关，所以比较常见。自然、科技领域的题材难以为现实、政治服务，所以这类题材的作品比较少。
与之相反，西方人对自然事物表现出一种好奇和关注。“从西方科技史来看，相当一段时间里，学者们的探求都不是出于利益驱动，而就是对知识本身的不可遏制的兴趣、好奇。不仅是西方的哲学家，就是科学家的研究中也体现出对宇宙本原、事物本性的关切远胜过具体利益关切的倾向。”[2]重现实的价值观容易让人摆脱无谓的思考，但也容易让人目光短浅;重超越的价值观容易激发人的好奇与想象，但也会导致人的不安分，两者各有利弊。
就纪录片的创作来说，受现实主义价值观的制约，中国纪录片较少有科技、探险领域等题材，而多政治、社会题材;而欧美国家的纪录片却有相当一部分是科技、探险题材。政治、社会题材由于源自特殊国情，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文化折扣”较高。科技、探险题材由于源自人类共同的生活，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文化折扣”较低。“文化折扣”是指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文化产品如电视剧、电影会因为其内蕴的文化因素不被其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降低。“文化折扣”高的产品，难以引起外国观众的兴趣;“文化折扣”低的产品，则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接受。
具体来讲，中国纪录片受到现实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以政治、社会题材居多。这些题材对现实生活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人体科学纪录片、太空纪录片、动植物纪录片、海底世界纪录片等领域，我国纪录片涉足极少，难以突破。但是，影视产品尤其是纪录片能够克服“文化折扣”，在海外传播，关键是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ry频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涉足那些中性的、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领域。Discovery频道向人们展示自然界的变迁、科学发展、野外冒险、UFO、海底世界，以此来满足人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科技知识一般不受文化差异的阻碍，面对世界多元的政治、文化、宗教，Discovery频道可以降低文化折扣，减少各种传播过程中的障碍。但是，现实主义价值观使中国纪录片缺乏这样的题材，能够海外传播的都是《故宫》、《大国崛起》等“文化折扣”较高的社科人文题材。 天人合一观和征服自然观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觉悟。“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是“和谐”观，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以及他人的和谐。在和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注重人应当服从自然或是天人相互协调。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要服从于自然的规律，不能违背自然，不能强行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和社会以及他人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究共存共生，不主张去驾驭别的民族和人。与之相反，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是自然的精华，可以统治自然，并且在战胜自然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价值。人类追求科学技术、探求自然规律、利用自然法则是其自身进步的必要过程。同时，西方人有强烈的支配其他民族的愿望，有对于战争的偏好。这实际都是西方文化注重征服自然或“天人相分”的表现。
在中国纪录片中，这种“天人合一”的价值观随处可见。《再说长江》之《道化武当》中，道士和自然乃至自然界中的生灵——蜜蜂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人和生物快乐地对话，使人感受到“万物皆备于我”的豁然开朗。
中国纪录片这种“天人合一”的创作观念对作品的海外传播有时会起到限制作用。西方观众受征服自然或天人相分传统的影响，喜欢具有开拓精神的题材，如描述人类野外生存的《荒野求生》。而中国纪录片“乐从和”、“和谐”的观念让作品内容舒缓温和，缺乏进取精神，其在传播到国外的时候不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综上所述，创作理念与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纪录片的内容和形式，对作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还有一些作品本身蕴涵价值观，由于过度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海外观众也不一定理解和认同。中国纪录片要在海外市场上出现真正的繁荣，就不得不将这些观念进行调整甚至摒弃。
[本文为2010国家广电总局“我国影视‘走出去’策略创新研究”(编号：GD10137)部分成果](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71.
[2]周松波.方圆之探——解码中西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74.
编辑：黄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