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的七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位少年在昆明第一中学那空阔、墨绿的草坪上翻了几个跟头，然后掏出笔来，在“高考志愿表”的第一志愿栏里填上了“北京广播学院”。
十多天后，从学校赶到家里来报喜的同学说，他的高考成绩是537分，名列昆明一中第一名，是云南省的“探花”。这个成绩，足以轻松报考“复旦新闻”、“北大中文”等任何一家著名院校的热门专业。
但是，那个18岁的少年没有丝毫后悔。
也许因为那是选择，自己的选择。也许，仅仅是钟爱电视罢了,在“学校”后面填上去的专业是“电视编导”。
几千个日日夜夜过去之后，1995年的初春，一位三十岁的青年在成为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的主持人兼记者后，想说的是：选择了广院，选择了电视，就是选择了人生。
（一）
广东电视台的办公桌台面上又躺着寄给我的3封信，拆开之前，一看地址就知道信封里面又将伸出一双向我申诉、或者求助的手。
也许是我名字上口好记（调来广东前刚刚在户口本上改了名字），也许是那一口“浩然”之气，粗略算了一下，来到广东电视台将近6年的时间里，我收到的家信和友人的信还不及这些观众来信的几十分之一。
许多电视人爱把观众比作“上帝”，我却把观众当作永远的朋友，相对于那些把顾客比作“上帝”其实又并不把“上帝”放在眼里的服务员，我宁愿把观众当作朋友。“朋友”能够看到你后想到你，然后写信向你求助，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荣幸。收到这些信，远比收到那些洋溢着赞许之辞的信更让我珍惜，也更让我难过：还有那么多的生命或者心灵渴求着关怀或者帮助，而我及同事们力所能及的，总是微乎其微：尽管已有《流浪父女羊城获救》、或者《一个绝症患者的希望》以及《7.13行动》等等……
电编班毕业合影 左数第二人徐浩然
在面对着那么多的信任而带来的些许自豪感后，更大的感受是一种遗憾，甚至是一种愧对——并不是每一封信、每一个投诉电话都能够变成一个节目、或者能如期解决的。
社会责任感，总是和期望值成正比。
这种责任感，在广院的学习中已经逐渐养成，噢那个是在跨进了最重要的工作岗位——《社会纵横》的那一刻就一直被充分地体味着：当我一次次地面对着可悲的罪犯、可怜的打工妹、可叹的失足青年、可敬的战士、可亲可爱的平凡人时，这种责任感常常被幻化成智慧、信心和力量——一个好的社会深度报道的完成，需要脑力和体力的倾情投注。
这种责任感不单单源于对崇高而神圣的电视事业的钟爱，更是出于要做一名优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希冀。
（二）
选择，看似偶然，其实是偶然中的必然。
《社会纵横》的“印章”标志方方正正、红红的，红得像一团燃亮正气、驱赶邪恶的火。这团火，吸引我到广东电视台后做出了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1991年秋，结束了四年电视编导的学习生涯，我带着毕业作品和论文“双优”、总成绩优秀的“荣誉”返回了家乡云南，之前，我曾实习过一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海外中心的领导曾遗憾地对我说：“我们向人事部门打了要你的报告但没有批下来，因为你是边疆来的学生，按规定只能回去……”
这是我至今为止惟一的一次被动的选择。“既然回到边疆，就要到边疆的边沿去。”于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都是一个人扛着摄像机与缉毒干警一起翻山越岭，走村窜寨，走完了云南的千里边境线，拍下了或悲惨，或无奈，或激动，或感人的“禁毒”系列新闻报道——《来自禁毒战线的报告》，想起来，这是我与“禁毒”结下的最早之缘。这算不算是今天工作的一种前兆呢？`
从山村回到城市，刚刚创办的青年节目《年轻人》成了我进云南电视台之后的第二个选择。虽然美其名曰“主持人”，但是在那个“三人小组”里就我一个壮小伙子，所以从提脚架，举灯光，到拿话筒，写稿子，扛机子，编带子，电视台所有的活儿几乎都练过。感谢那次选择，为今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采编播合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选择，是幸运降临的第一步。当我在云南电视台刚刚当选为台团委书记，栏目负责人，拿到三房一厅的宿舍钥匙时，广东电视台的一则招考启事使我想“重新来过，从零开始”。偷偷地报名，顺利地通过初试，面试和录象……我成了1800多个报考者中的十多个辛运者之一。
学的是编导，干的是编辑记者，然而，却要以“主持人”的名份在广东电视台露面，开始总觉得不习惯：无论是《世界之窗》还是《欢乐有约》......后来终于渐渐领悟到：我想要的并不是电视所带来的表面的“荣耀”，而是通过她去走向更加广博深邃的大千世界，通过她去探讨与参与到社会和社会事件之中，做一个今天的新闻、明天历史的见证人。
广东这方热土,作为改革开放发展最快的地区,很多社会现象都会在中国其他地区重现。这一良好的新闻环境,为一个具有良好品格和良好技能的,尤其是采编播合一的记者型主持人提供了驰骋的舞台。
于是,我走进了那个红红的"印章"。
（三）
在广东电话视台的八年，应该说收获颇丰，连续四届获广东电视台“优秀节目主持人”，1998年获得“名主持人”,拿了约三十个国家和省级的各种奖励，一些节目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以及香港台，国外台选用，再加上50多万字的各种论文，报道，纪实文学等文字在各类报刊中变成铅字，199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本人的25万字采访专著《第一目击》，受到大众读者好评。“成绩”似乎在想我一次一次地想我证实着：选择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1991年 全国十佳电视主持人，第四届全国广播电视金话筒金奖
自认为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却是一个充实，幸福的人：因为我所从事的，让我能够积累着许多“名”和“钱”都换不来的社会经历和阅历，而我的思考，更让我成熟和快乐。
当我和我可敬的同事们把对真善美的爱，对假丑恶的恨，用心，用行，用手，用泪融化，用心血灌注的诸如《人性金钱，罪恶》、《１５００大劫案》、《中国有部劳动法》、《反走私引出的反思》、《丽江，不相信眼泪》、《明天不是梦》、《无界的法网》，等节目的时候，才有了对一次搜捕现场的抓拍而甘愿冒有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为一次对囚犯的采而后苦苦哀求，为帮助一个打工妹而顾不得上吃饭睡觉，为一次对真相的揭露而数次推开一只偷偷递来红包的手......
太多太多的故事，太多太多的细节，太多太多的场面，但又实在平常得不值一提。
两年多前，暨南大学请我去做了一场专题报告会，我把这“三个珍惜”和“三个学会”作为我学习和从事电视事业十几年的心得向几百名大学生坦诚相告，有些遗憾的是：当时忘了很重要的一句——学会选择。稍感幸运的是：我到现在的每次选择都还没失败过，但随即又想：就是失败也不会失意的——因为，那是我的选择。
（四）
“叮铃铃......”，房间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拿起听筒，传来一个有些激动的声音：“浩然，祝贺你，祝贺你获得全国广播电视主持人‘金话筒’奖金奖和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称号......”
说话的人是本届“金话筒”奖的评委，一位我敬仰的师长，时间是1999年9月底的一个夜晚。
代表远东集团领取中华慈善奖并发表感言
我获奖了，对于一个把主持人职业当作自己终身事业的人来说，这个消息来得那么的突然，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当我正在啃着一本书的时候。
当夜色更浓一些时，我独自面对自己时开始思量：我为何能获此殊荣？人家为什么给我这个奖？
（五）
车还没有完全挺稳，还不等我再次发问，一位身体微胖但反应机敏的便衣刑警便一脚踢开车门，拔出手枪冲了出去，连喊都没有喊我一声，就把我一个人晾在车内。
这是1997年1月8日的广东省惠州市，在香港回归前一场解救被绑架的香港人质的战斗，前方几十米远的一栋二层楼就是绑匪邓某藏匿的窝点。为了找到这个窝点，我和十几名刑警们已经侦查守候了七天七夜，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记录这个案件的记者，手上的掌中宝摄像机也已经工作了好几天了……
又有几个刑警拔枪冲了上去，我们都知道，凶残狡诈的邓某手里有枪，曾有几次绑架案底的他随时可能负隅顽抗……我愣了一下，大约有两秒钟：冲，还是不冲......
刑警们冲得更快，眼看就要冲进门了，我再也坐不住了，踢开车门大步追了上去，手上也端着我自己的"枪"——虽然那只是一台小小的摄像枪，是一支没有任何攻击与防御能力的“枪”，但那就是我的武器啊！——追踪拍摄了这么多天，最重要最精彩的镜头怎么能够漏掉呢？
冲进门后，绑匪刚刚被一个赶到的警队拿下，那位身体微胖的刑警队长对我说：“你的胆子真不小，我根本就没想喊你，万一真打起来，最危险的就是你了。”
他哪里知道我刚才也曾犹豫过，他哪里知道因为这两秒钟的犹豫，我和他们拉下了十几米，我自己懊悔了多长时间。
（六）
在电视台的电梯间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话：“最近你又在‘做’什么大案了？”
在有些幽默的话语里蕴涵这这样一个意思：在很多人的眼里我更像一个记者，而不是一个主持人，甚至于忘了我还是一个“主持人”。
五年来，作为一名普通记者的“我”是作为一名主持人的“我”的工作量的好几倍，“从新闻现场中来，又回到新闻现场去”，这才算是一个见证新闻与历史的，集采编播为一身的新闻节目主持人。
每当我面对着印有清晰台标的话筒，或端坐在演播室前，或助立街头巷尾，再或亲临宣判场，制假现场，站在罪恶的案犯，可怜的流浪者，甚或需要救助的老师身旁，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使我不由得生发出对社会的一份责任感和对自己一份自信心。
91年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毕业后，我回家乡云南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94年调任广东电视台，并有幸在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难点，疑点问题为内容，集新闻性评论性，纪实性于一体的新闻深度报道栏目《社会纵横》和《岭南直播室》担任节目主持人兼记者。这种跨地域，跨工种的采访生涯是我不断积累，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与不断摸索的最好实践。通过这几年来对各种新闻事件的采访，编辑和制作，作为一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让我感到更有信心，同时也若有所悟的是——在新闻事件的现场，如何主持和报道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也就是如何把握好一名新闻主持人的现场意识，具体说来，我认为有三种能力是必备的：即主题突出、灵活多变的“组织驾驭现场的能力”，切中要害、多向类比的“确定采访思路的能力”和责任在肩、亲切自然的“处理语言形象”。这三种能力，也应是一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基本素质。
一个好的新闻主持人，必须首先是新闻事件的目击者，观察者，参与者，监督者，研究者，才能真正走进新闻，融入新闻，从而成为新闻的传播者和报道者，甚至成为新闻。当我用这样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自己时。才有了那么多的“最”之忆语。
最遗憾的一次拍摄是如前所述在惠州追捕绑匪时拉下的十几米，绑匪没有从民警手中跑掉，却从我的镜头中“跑”掉了一场戏......
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是在拍摄《人性，金钱，罪恶——深圳特大杀人劫钞案》时，在贵州省毕节农村采访女杀人犯的父母，母亲嚎啕大哭以头撞墙，父亲以泪洗面一脸的忧愁......
最感动的一次采访实在云南丽江大地震后重建家园时，一位亲人惨遭不幸的纳西族老奶奶得知我是从广东来的记者时（广东是给丽江灾区捐款最多的地区之一），“扑通”一声就要给我下跪，被我一把拉起......
（七）
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时常对一些朋友自嘲：虽已年过不惑，但至今还是四海为家，到处漂泊，一个典型的“三无”人员——无房子，无车子，无妻子，是随时被公安机关“清理”的对象......大家哄堂而笑。
所幸可以告慰江东父老的，是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幸运获得了全国主持人行业的最高荣誉，使我的事业发展有了些许的立身之本，有一位评委专家曾说:“徐浩然这样的主持人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因为他深深地陷入到了新闻事件的漩涡之中，他年轻而沧桑的脸上写着一个个的新闻故事，这些营养培育了他的思想，使他和新闻事件不可分离......”
我知道，对于一个电视人来说，过早的荣誉不一定就是好事。从我在新闻生涯中见证到的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我将以自己感悟到的“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作为自己生存指南，去坦然地，微笑着面对每一个或晴或阴的日子。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新闻主持人并不是一个劳苦功高的职业——电视所给于我们的，远比我们对她付出的多得多......新闻主持人也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职业——当有人看到我们的幕后辛劳与台前“风光”的比例时，基本会同意我的观点......
天道筹勤，面对着“金话筒”这分来之不易的荣誉，我惟有再创佳绩，方能不辱一名优秀新闻主持人的使命。
特别感激我的母校——北京广播学院，感谢我所在的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引与支持，我不可能取得这份成绩，没有他们的理解和信任，我便缺少了一种观察社会的方式，我可能在做着别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而那，将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
（八）
2004年的九月，一个闪亮的名字跃入了我的眼帘：《1860新闻眼》。尤其是1860这四个字 ，倒不是迷信广东人所推崇的18“要发”，而是确确实实的，我的电视生涯开始于我18岁的年华，从我踏进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那一刻起，一晃就十几年了……而在江苏和我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江苏新时空》，则是我主持人生涯中主持过的第一个60分钟的直播节目……有时候，人不能不相信一些缘份，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动容，让我们为之着迷、沉醉与投入。
在国内第一个大型省级卫视民生新闻节目《1860新闻眼》开播以来，我作为总主持人“闪亮”登场，最高峰时热心观众参与节目的的短信已经超过数万条。
不过当我看到了办公桌面躺着的两封信时，高兴的表情很快凝固了，因为不用拆开，一看地址就知道信封里面又将伸出一双向我申诉或求助的手。也许是我的名字上口好记，也许是那一口“浩然”之气，粗略算了一下，来到江苏电视台一年有余的时间里，我收到的家信和友人的信尚不及这些观众来信的十分之一。收到这些信，远比收到那些洋溢着赞许之辞的信更让我珍惜，也更让我难过：还有那么多的生命或者心灵渴求着关怀或者帮助，而我及同事们力所能及的，总是微乎其微，尽管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报料”节目。不过，在面对着那么多的信任而带来的些许自豪感后，更大的感受是遗憾，甚至是一种愧对----我们不得不承认，并不是每一封信、每一个投诉电话都能够变成一个节目或者能够如期解决的。
但是，毕竟我们已经在做了，倾尽着我们的力量；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1860新闻眼》。
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会选择》。我出生在红土高原云南，祖籍在鱼米之乡湖北，读书在皇城根下的北京，户口在财源滚滚的广东，一次一次的人生选择让我无怨也无悔。当然，让我感到充实与荣幸的是，年前辗转来到了人杰地灵的江苏，从一张白纸开始拓展着我的电视生涯。来的时候是非常顺利的，能从近千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花落我家，半是自己也半是运气。从2002年的7月22日，当我天天在60分钟的《江苏新时空》里向大家问好的时候，我懂得了珍惜，珍惜和江苏和观众的这份缘。
做新闻，最好的一种感觉就是每天都能面对真实。在参加主持人竞选的时候，有人问我，你是不是领导动员的？我说不是，是我自己主动参加的。又有人问，那你怕不怕万一争不上会扫面子，你还是一个全国的“金话筒”呢？我说更不会，虽然有了一些自己已经不再看重的成绩，但是我更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多年凝练的相对成熟的心态。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更加的不惧失败。
记得那天在1860的观众见面会上我说，作为《1860新闻眼》的观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享用每天60分钟为他们度身定做的新闻大餐。因为了这个道理，我们才可以明白，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没有得到汽车或手机，但是依然热情的给我们发出短信，给我们打气；他们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新闻节目的“人气”；当然，作为《1860新闻眼》的主持人则是更加的幸运，这种幸运远远不是由于我们和收视率挂钩的薪水或奖金，而是由于我们的每一位记者从疲惫的采访现场匆匆归来后赶上播出的张张笑颜；是由于当正义伸张以及邪恶被除之后的欣慰；是由于感受到一个个热心的观众投来的信任与赞许的目光……当然还不止这些，在这些目光的后面，让我们忘不了的是更多的期盼。
有人说，徐浩然只是江苏卫视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是的，对于我们并算不长的人生，我们谁不是一个匆匆过客呢？深知这个道理，所以我更加懂得珍惜，珍惜自己的每一天的这六十分钟，以及六十分钟外更加精彩和真实的新闻中的生活，珍惜在这些新闻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表情和每一句话语；因为，他们和我们的心跳和呼吸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一辈子能从事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就读一所自己心仪的学校实在是一种幸运，特别是，当这种幸运是由你自己选择，或者创造时。
也许，世上真的很少有哪一种职业能像“电视人”这样首先是生活，然后是对人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也许，“电视人”就是一种人生。选择了电视，就是选择了人生的一种幸运；而选择了带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则是幸运中的幸运。
其实，我们在丰富着荧屏的同时荧屏也在丰富着我们。所以，当有人滔滔不绝地把我们的事业渲染成一种“劳苦功高”的职业，以博取更多更多的仰慕，敬畏或掌声时，我却想对他说“不”：正如母校之于校友、老师之于学生，是一种互相引以为豪的关系，电视所给予电视人的，运远比我们所付出给她的多——她不仅教会了我去懂得去“珍惜生命”、“珍惜现在”、“珍惜自己”，还教会了我去懂得“学会思考，学会宽容，学会感受”……
（新闻网学生编辑：黄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