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愈加呈现出信息化特征，在中国社会各层面都带来深刻变化。社会网络化、网络信息化、信息数据化进程，正在逐层展现出信息技术逻辑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思想链条；理论界和传媒实践对于“信息”理性认识深度的螺旋式上升，以及对于信息价值——信息贵金属时代的价值——重估，推动着相关产业和领域管理模式的转型与变迁，最重要的是，推动着中国传播理念的更新和升级。
信息传播牵一发动全身
“信息”的英文是“information”，数学家香农为其确立了相对广泛认可的概念：不确定性的消除。“信息”的角色和作用从另外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更大的概念——“讯息”（message）中突显出来。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体即讯息”的主张，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新闻从业者从社会上芜杂的“讯息”中通过专业化采编队伍生产出“信息”并形成产业。媒体集群的“信息”尤其是“新闻信息”生产由此就实质性地介入人类知识生产的链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口口相传、从阅读书籍之外了解、认识世界“讯息”的新途径。现代大众媒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现代社会规则与法律，通过职业化队伍——记者，专业化的信息采集、编辑、传播行业——大众传媒业，以及市场化的信息消费群体——信息化了的受众，生产能够为使用者切中肯綮、拨云见日、消除不确定性的、超越一般讯息的“信息”——“新闻信息”，通称新闻报道。
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看，这样的信息生产，深层介入了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既有围绕新闻职业行为所需要的包括摄像机、编辑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专业化生产线，成为生产资料再生产部类的新兴领域，也诞生了围绕信息消费和再生产的服务业。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曾经被尊称为“第四等级”，而从业者也被冠以“无冕之王”称号。
在当前社会媒体、大数据技术及相关理念普及前提下，信息传播更是演变成一个政治传播、社会综合治理的综合实验室，影响更加牵一发动全身。如何确切理解信息、理解信息领域和行业，亟须创新信息管理。近期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出台，就成为一种理论和现实共同推动的必需性和在政治传播理念上更新的重要信号。
信息业与银行业存在可比性
信息业和货币银行业颇有相似之处，在理念上信息业的经营手段甚至早已像银行业一样。
新闻信息（特指新闻机构发布的硬新闻）发布就像货币发行，进入信息流通领域，推进着知识生产模式和内容的变迁；从头版头条、报眼新闻到娱乐新闻、体育新闻乃至分栏广告，其重要性层级预设正如面值不等的货币发行。
新闻信息好比硬通货，通过客观、时效、真实等原则在受众中建构一般信用。信用的高低取决于这些原则的持守，类似硬通货的纯度——客观、真实、及时等。不同国别新闻信息的价值，除了和新闻机构的信用、国家综合实力有关，还需要考评其历史价值，甚至进入文化心理等基本面。因此，中国新闻业在国际传播能力方面的建设过程，实质是面向国际受众的信息信用、可信度建构过程。新闻业的“穆迪”信用评级机构是受众舆论，即使将来涌现出某种新闻信息信用评级机构，也只能作为本土舆情深入把握之后的一般性参考。
当前国际传播形势下，跨境信息冲击本国的信息体制，导致信息市场混乱，类似国际“热钱”流入，资本市场的衍生金融交易或者对冲基金交易等导致本币贬值、市场动荡。网络和社会媒体多元信息渠道遽然增加的信息，导致整体性信息通货膨胀，虚假、廉价信息推动信息价值整体下降、价格上涨（广告投入和真实信息获取难度增加）；同时，信息数据挖掘计算技术类似银行理财，能够从公开和基本面信息中运用专业化眼光挖掘信息黄金。
规范信息生产和信息业成为基本逻辑
置放到产业发展的链条中去看，信息和信息业处于上游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资料；置放到社会发展的链条中去看，信息和信息业处于历史生产高端，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置放到人类知识生产的发展链条中去看，信息生产正在或者已经通过信息的提供，混淆甚至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生产；置放到国际关系博弈的大格局中去看，信息业一直等同于情报，日本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直接将传播学科命名为情报学研究。信息生产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国际利益博弈、军事竞争的重要砝码，传播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和来自这些领域的资助也密不可分。
随着新兴传播技术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规范信息生产和信息业演化为一种基本逻辑和国际惯例。汽车时代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就会出现交通拥堵乃至事故。现代化的社会是规则化基础上平等包容性的发展，突破的是传统农业社会无规则或者少规则基础上的道义居高临下的宽容性发展——包容和宽容是两种境界。信息业从业者应该意识到，随着信息业的自身发展、人们信息素养全面提升、信息业对于社会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的重大意义日益凸现，再像以前那样信马由缰、纵横驰骋，于情于理好像都已不太合适了。
新兴媒介遽然提供巨信息图景；数据计算应用于信息业带来整个产业全面升值；对于信息传播和挖掘技术掌握不均带来知识沟扩大乃至相关信息权益不平等状况加剧；通过对完全公开披露信息，运用社会计算和大数据挖掘技术提炼进行新闻的二次生产已经呈现出产业化趋势；国际和国内利益格局分化博弈全面介入信息生产上中下游。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传播和传媒管理层如果能够有效借鉴货币银行业成熟的管理经验并创新理解国外同行对于信息处理的经验，如果同时伴随社会信息素养的整体性攀升，那么，更多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规和管理办法，甚至专业性法律的出台都在预期之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播学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