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政治传播”被定义为侧重传播面向的“外围买球app下载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还是侧重政治面向的“以话语为介质的政治过程”，都关乎政治活动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交往实践。在操作层面上，不论它是以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力量为主导的宣传与传播实践，还是以多元力量的协商、对话为特征的沟通实践，政治传播都以塑造或达成共识为旨归。就上述意义而言，不同社会阶层间围绕各种利益议题所展开的沟通行动，自然也是政治传播的题中之义，因为社会阶层也是政治活动参与主体的一种划分维度，并且透过不同阶层间的话语交往关系更能呈现政治传播的结构性特征，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缪勒所言：“政治传播是社会阶级、语言及社会化形态的政治结果。”遗憾的是，在国内的政治传播研究中，阶层分析的视角显然被忽视了，而这恰恰是解读当下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一个重要面向。
与社会阶层分化相对应的各阶层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位差显著，是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结构中的突出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动引人瞩目。从之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走向20世纪末的“十大阶层”结构，其间白领、私营企业主、农民工等新兴阶层开始出现，阶层分化也日益明显。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阶层流动上出现的板结化现象和随之而来的阶层结构固化成为突出特征。这一现实，也同样投射在传播领域。
不同社会阶层由于教育、职业、收入、权利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在公共话语空间的占有和沟通能力上，存在着自然差距，这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在信息交往中的不平等，也导致了政治传播能力及结果的差异。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传播实力差距颇大。就公共话语空间的占有而言，上层和中层具有明显优势，仅从街头报刊亭琳琅满目的杂志类型就能管窥全豹，各种财富、时尚、旅游、心理类杂志雄踞销售排行榜前列，且售价不菲，明确定位于“高收入、高消费、高品位”的中上阶层，而在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农民工、普通工人，却很难在这里找到适合于自己需求和阅读习惯的读物。面向一个阶层的读物，其价值不仅在于组织同阶层的成员，构建共识，也在于形成一个发声的平台，可以传递本阶层的观点与主张。如果没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又何来领地传递自己的主张，更遑论与其他阶层展开平等对话。
就沟通能力而言，无论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下层社会始终处于弱势传播地位。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源的限制，处于下层的民众，很少能够通过影响媒体来达成自己的诉求，只能寄希望于媒体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是有限的，下层民众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也正因如此，才屡屡出现下层民众通过制造新闻如“跳楼”的惨烈方式来获取发声机会进而实现诉求的可能。新媒体固然为下层社会提供了一个自主发声的平台，但囿于见识和能力，他们很难在公共舆论场中形成有力的合声，除非是涉及“人命关天”的事件，才有可能博得网络世界的围观，进而引发现实世界的媒体跟进。而这一机制实质上也不过是传统媒体时代下层社会发声方式的再现：由于缺少话语空间与代言人，不得不以生命换表达。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时代政治传播生态的遗憾。
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即协商民主的沟通机制，以社会各阶层对公共话语空间的平等进入和理性讨论为前提。由是观之，政治传播实践必须面对的基础性问题，是保证各个社会阶层都在公共话语空间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具有自主表达其主张的能力，即便能力不达，也有寻找其所认同的代言人为之发声的权利。当下中国的媒介现实离这一目标尚有相当距离。一方面，少数有识之士关注社会下层、为其呐喊求索的力量，难敌整体上媒介行业的趋利倾向，媒体对下层社会的话语配置受到严重挤压。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一日千里也越来越将下层社会排斥在信息社会的运行逻辑之外。表面上看起来，网络越来越普及，上网越来越方便，农民、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网民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但是善用网络的下层民众还是少之又少。他们花大量时间在网上看电影、打游戏、购物，但甚少去关注时事，遑论参与公共讨论。“草根的狂欢”更多体现在消费和娱乐层面，在真正触及核心的政治、经济、民生议题层面，主导舆论的依然是以“舆论领袖”面貌出现的精英阶层，或者说中上阶层。在目前的舆论场上，虽然有很多表达下层民众意愿的、影响力的声音，但依然存在差距。
因此，社会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各阶层在公共话语空间的位差显著，以及媒体的缺乏作为和媒介技术进步对不同阶层话语鸿沟的强化，使得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看，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失衡。
当把阶层分析的视角纳入政治传播研究，在具体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便显得更加清晰。因此，解读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政治传播实践的独特关系，也是推进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径之一。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